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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制与戒色

我国对电影行业进行管理的依据由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等法律在内的,国务院行政法规、广电总局的部门规章以及一系列红头文件构成。

就具体的行业管理规范来说,专门的行政法规只有一部,即国务院颁布的、于2002年2月1日开始施行的《电影条例》;广电总局颁布了十余个部门规章对电影进行专门管理;构成管理规范的还有大量的红头文件,这些红头文件也主要是广电总局制定和发布的。以一种商品从生产到流通的过程看,我国对其行政管理覆盖了从剧本到放映全部环节;从管制方式来说,我国对这个行业的管制几乎运用了所有管制方式,包括了准入管制、行为管制等等;从管制实现手段来说,目前电影管制主要是行政许可;从行政相对人可采取的救济手段来说,有电影审查复审制度、相关行政复议制度、诉讼。但据我所知,目前我国很少有人因电影审查而提起复审,几乎没有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诉讼。

总而言之,我国对电影的管制,是以行政许可的方式贯穿了电影从剧本、到制作、到内容、到发行的全部流程。虽然《电影条例》中列明了“行业自律”原则,但在实际中这一原则并未实现。

法学博士诉电影放映者删节《色戒》侵犯消费者知情权,引起公众极大关注,而何谓电影中的“色情”或者“淫秽”情形?似乎无人能说得清。 

关于电影中“色情”或“淫秽”的规定,《电影条例》称:电影片禁止宣扬淫秽;《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称:电影片有下列情形,应删剪修改:夹杂淫秽色情和庸俗低级内容,展现淫乱、强奸、卖淫、嫖娼、性行为、性变态等情节及男女性器官等其他隐秘部位;97年广电局的《电影审查规定》称:电影片中个别情节、语言或画面有下列内容的,应当删剪、修改:不恰当地叙述和描写性及与性有关的情节,正面裸露男女躯体;以肯定的态度描写婚外恋、未婚同居及其它不正当男女关系;具体描写腐化堕落,可能诱发人们仿效;造成强烈感观刺激的较长时间的接吻、爱抚镜头及床上、浴室内的画面;具体描写淫乱、强奸、卖淫、嫖娼、同性恋等;内容粗俗、趣味低下的对白;庸俗、低级的背景音乐及动态、声音效果。

 

以上这些规定看似清晰,实则极为模糊——这是一条弹性极大的松紧带。也有此赋予了管理机构极大的自由裁量权。界定“色情”实在是一件苦差:一方面“色情”与“艺术”的界限原本难以划清;另一方面我国缺乏主流道德价值观作为判断依据。

二、他山石与我有玉

几乎世界各国都要对电影进行审查,但由于各自文化背景、对电影本身性质的界定以及社会制度的不同,审查方式各不相同。几个比较典型的国家,比如电影大国美国、印度,炙手可热的“韩流”制作者韩国是如何监管电影的?

美国对电影进行管理的文件是1968年11月美国电影协会与全国影院业主协会、美国海外电影进口商暨发行商达成协议正式启用自愿性的电影分级制度。也就是说,美国对于电影的审查,属于行业自律性质。印度的电影审查机构是中央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会由1名主席和12至25名非官方人士组成。为了使审查委员会及其地区办事处能够有效地依法履行职能,中央政府在各地设立了电影审查顾问团。顾问团成员由能够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公正判断和评估影片对公众产生何种影响的人士组成。由此可以看出,印度对电影审查采取的是政府加民间组织的方法。韩国对电影审查,走过了一个由政府向民间过度过程,目前看来,这种审查模式对于韩国电影近年的兴盛到了巨大作用。媒体评定委员会对于电影进行分级管理,其本身没有删剪或者禁映某部影片的权力,只能利用其影响力来施加某些软性干涉。

由于各国电影行业发展历史不同,相应的管制制度变迁历史也不尽相同。美国电影从诞生日起就是“商品”,而这种商品的社会功能是逐渐被公众而非政府发现和强调从而开始了行业管制;我国电影在起步阶段,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行业”,而是带有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性质。政府决定拍摄题材并出资制作、演员领取固定薪水、各影院是事业单位,按计划放映。在过去,评价电影好坏的并非经济效益,即市场或者观众反映,而是其社会效应,即强调其宣传教育功能。也就是说,我国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商品”,只是近年其商品性才逐渐被认识并认可。所以我国对电影行业的管制,从前不是对市场的管制,而是对公共物品的管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行政管理手段已经不适应目前电影商品化的需要。

基于此种认识,我国电影管制制度的出发点要明确,即,对电影作公共物品来管理还是作为一个行业来管理?我倾向于认为电影是外部性很强的商品,对电影行业的管制就要以此为出发点,政府管制的主要目的是建立并维护完善的电影市场制度,培育、鼓励形成开放竞争的投资、消费、编剧、导演、演员市场;在充分认识到电影社会功能(教化、宣传、国家文化战略等)的基础上,完整的管制手段也应包括提供道德准绳、制定国家电影文化战略等在内。

好的管制模式应该是成本最小的管制模式。影片的质量、电影的道德评判在市场经济秩序已经建立、公众文化价值多元的今天,更加不应该由政府来直接判断。影片粗制滥造会受到市场的惩罚;由民间讨论并决定一部影片的道德水准,并形成相应规范,其过程本身就是公民教育过程,而由于影片道德规范由于是公众自己形成的,而更加容易被制作人和发行人接受——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来自市场的声音。

电影不仅仅是制作者的,而且是发行人的。发行人是电影商品流程的末端,直接面对消费者。政府对制作人进行管制,有妨碍表达自由之嫌;但对发行人进行管制,即可称作市场监管,因此,政府在进行电影监管的时候,应当充分培育发行市场,形成发行人之间的充分竞争和制约,以市场的、经济的手段来对其进行管制。

当然,最理想的管制制度应当是:由政府管理向政府与行业协会共同监管过度,最终政府完全从电影监管领域撤出,至于当下呼声很高的“分级制度”,在我看来:在监管主体没有完善的情况下,先不出台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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