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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甘肃省陇南市徽县铅污染事件又引起公众关注。经过几年反复,800余名受害群众终于选择通过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目前,法院已立案。“我们是把这一案子当成公益诉讼来做的。我们希望通过该案,探索一种‘法院能动、政府关注、律师协调’的环境公益诉讼模式。以往的环境侵权事件中,往往是政府包办一切、法院不见踪影,群众被动接受。”义派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振宇对《法治周末》说。

  其实,王振宇要表达的就是他心目中的“公益诉讼”之意。

  在法律援助制度视角下,无偿帮助经济困难者打官司是责任。但是,义派律所走的完全不是这个路线,它选择了一种独特的模式,即“公益诉讼”。通过有选择地代理个案,义派探索一种“法院能动、政府关注、律师协调”的公益诉讼模式,以期最终实现制度上的变革,推动国家法治在某一个领域的进步

义派律师事务所,谐音英文“im-pact”,目的是通过一些能够“影响”公共利益的诉讼,来推动制度的发展完善。近几年来,义派代理了一系列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案子,如阜阳“白宫”举报人不明死亡案、国内首例胜诉的政府信息公开案、天门城管案、崔英杰案、黄静案、李刚状告牙防组案等。

 

  简洁的办公用具、操不同地方口音的朴素律师、墙壁上充满理想之光的标语……这是义派律所给《法治周末》的最初印记。

 

  公益律师要思想前瞻

 

  “无偿帮助一些经济困难的当事人进行诉讼,属于法律援助制度范畴,并非义派律所要做的‘公益诉讼’。”王振宇说。

  在他看来,公益诉讼是为了追求完善社会管理的一种理想制度而进行的诉讼。至于这个“理想制度”是什么,他提出了三项标准:能够实现经济上自由、政治上民主法治和传统文化复兴的制度。

  “‘对穷人的法律援助’更多的是政府的责任,这是一个社会保障的问题。我们呼吁政府承担起这部分责任,比如用‘采购法律援助’的形式。”他如是说。

  令王振宇忧心的是,这几年“公益诉讼”停滞不前,并且暴露出许多问题:“当下,许多律师打着‘公益诉讼’的旗号,只是在面对媒体时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在代理具体案件过程中,态度不认真,敷衍了事。这其实就给当事人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原来公益诉讼都是律师借以出名的工具。久而久之,社会公众对公益律师就会渐渐疏远。”

  “有的时候,一些律师对‘公益诉讼’的理解并不准确。”他向《法治周末》举例,“比如说菜价涨了,有律师就站出来状告政府,称政府部门未能尽到职责把菜价压下去。这样的诉讼如果胜诉的话,结果会很糟糕: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价格是市场自身调控的,政府是不应干预的。”“中国的公益诉讼还停留在‘就事论事’层面,我们律师应当以自身的学术素养、思想水平来引导公益诉讼向制度层面发展。”

  义派律所始终在追求一个目标———希望通过公益诉讼能够推动一些社会管理的制度建设。

  他们渴望看到的是“有良好的态度、精湛的专业能力和深刻思想的社会精英充实到公益律师这个队伍中来”。

  “态度,其实就是一种敬业的精神;专业,是对律师业务能力的要求;而思想性,则指基于丰富的学术知识之上,对社会发展规律或者说趋势的准确把握的能力,公益律师应当具备思想上的前瞻性。”他说。

  当问及对公益律师的选择标准时,王律师说,他知道态度、专业和思想性这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是不容易的。所以,在现实中,义派律所一直在邀请心地善良、业务强的律师进行合作。

 

  公益诉讼旨在与政府沟通

 

  做“公益诉讼”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吧?

  不过是以“公益诉讼”来推动“商业诉讼”吧!

  ……

  从做“公益诉讼”以来,各种臆测就直指义派律所的动机。

  “有时觉得很可笑”,王振宇说,“你想想看,我们经常为穷人打官司,也经常引起某些利益集团的不快,企业是要和这些利益集团搞好关系的,他们不会找我们。如果说我们‘出名了’,那么,这种名气的结果会是更多的穷人来找我们寻求帮助,何来商业诉讼业务的增加?”

  实际上,同以上臆测相反,义派律所做的“公益诉讼”的费用大都是他们团队从自己“商业诉讼”收入中支出的,所以,他们隔三岔五还得做一些“商业诉讼”,来养活“公益诉讼”。

  “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王振宇告诉记者,在近日召开的“北京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推介展示暨资源配置大会”上,北京市政府部门表示,将出资上亿元,购买约300个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项目,“这些项目也涉及到法律援助这个民生领域。”

  除直面公益诉讼养商业诉讼的质疑外,义派还希望其最终能够摆脱“同政府作对”的少数印象,“我们做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推动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变革,有时不可避免地会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有时候会得罪某些政府部门。这样就会给人一种错觉:公益律师是不是在和政府作对?其实我们不是与既得利益者作对,相反,我们是在帮助他们,告诉他们如何能够让利益更长久;我们是政府和百姓之间的桥梁,政府有什么做得不适当的地方,通过公益诉讼来告诉它,这是一种理性途径,可以避免更大的社会冲突。”

  “化解敌意的最有效方法是‘善意’。我们内心充满善意、在代理案件过程中把这种善意表达出来,‘无敌’并不是‘打倒一切敌人’,而是‘心中没有敌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无敌’。”王振宇说。

 

  公益联盟律师已几百人

 

  “义派律所基本上每年都会选择关注某一个主题,去年是土地问题,今年是环保问题,每年我们的工作都是围绕着既定主题展开,选择的也是能够推动这个方面制度发展的个案。”王振宇告诉《法治周末》。

 

  对此,记者心存疑虑:那么,若今年再遇到土地问题就不做了?

  “原则上是不做的,我们人力有限。同一类问题我们也不重复做,我们认为致力于一类制度的完善其实就是帮了这类案件的当事人。”王律师解释。

  《法治周末》随后了解到,义派所只有5名正式律师,在高质量的要求下,他们对于一个公益案件的处理分三个阶段:第一,认真代理案件,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第二,开展制度研讨会(“义派影响性论坛”),定期请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根据实例来探讨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以达“公众教育”之目的;第三,做制度研究,并且提出立法建议。

  事实上,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一般做“公益诉讼”的律师只是停留在第一阶段,“而我们这种做法是为了能够实现推动制度改革、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

  不过,像这样“单兵作战”的方式,王振宇坦言有时候也会显得有点力不从心。所以,他们也一直在寻求律师事务所之间的合作。

  王振宇说,他们成立了一个“公益联盟”,加入这个联盟的律师已经达到几百人。这样,各地律师可以就近开展“公益诉讼”,总体上也起到了节约成本的作用。

  “一切都在自己。”采访结束之时,王振宇再次表达了他对“公益诉讼”的决心:“制度的改进是需要时间的,我们不能等待、也不应过分强调外部原因,一个好律师应该有能力在现有制度下进行公益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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