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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着李方平先生的话谈谈农民的选举权的问题,我想今天在座的没多少是农民,都是城里人,我们也许有很多人是从农村出来的,我们身上带着乡土的气息和乡土的亲情,但是我们现在的身份是城里人,城里人坐在一个屋里面讨论农民的问题,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就是农民自己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不能为自己说话,而这一点也决定了在很多时候农民他们的利益是不可能真正的代表,比如说刚才康健律师的话给我印象很深。康健律师的意见是要提高农民的教育,但是为什么我们长期在农村教育上投入那么少,我们可以把大把大把的钱花在城市街心公园的建设上,就是因为农民是在这个国家里面没有多少发言权的。而这点也决定了农民的命运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城里人赐予的。

要农民有发言权,这个发言权当然有很多的渠道,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渠道就是农民在人大里面应该有他们足够的声音,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作的不够。 

    我觉得不一定农民选举出的人大代表是农民,这个是两回事,就是说我们选举是否能真正体现农民本身的意志,或者是他们的想法,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制度上讨论,我假设我们代表里面农民的代表权已经增大了,农民在议会里面的声音会增大,这些问题可以争论,但是现在不是这个问题,我就是从制度上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四分之一的代表权,我们现在是八亿农民,四分之一就是相当于两亿城里人的代表权,城里面人大概是4.5亿,就是实际上农民代表权说是八亿人,但是只相当于两亿人和4.5亿城里人在说话,实际上农民这个两亿人选举出来的真正能够为农民说话的又不是很多。

    别的问题我不谈,我就谈法律制度的问题,这个代表权的问题。这个四分之一条款也是一个立法改进的结果,原来是八分之一,1995年修改的选举法从八分之一到了四分之一,这个形式上也是一个进步。但是我想说的是从1995年到现在我们的情况又发生的变化一我们这20多年城市化的进程是很快的,大体上讲,每年有1%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里,农民的绝对数在逐步的减少。1995年的时候,11年前,那个时候农村人口占整个国家人口是70%还要多。我们现在农民人口占整个国家人口只有58%左右,我们绝对数已经减少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继续维持四分之一条款,对农民来说就更加不公平。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还得要修改法律,但是我并没有那么激烈的说我们一定要一步到位,我们也不认为在宪法上允诺农民和城里人是平等的,原来说工人领导的基础,现在这个并没有改变,实际上是被更新的说法替代,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那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如何代表,我觉得我们的法律应该重新修改。我建议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建议,我认为在十一届人大选举之前,我们就应该修改法律,从四分之一修改到二分之一,接下来我们制定一个时间表,我们到下个十年,就是最晚到那个时候,我们把这个差距抹平。因为现在我们农村人口是58%左右,再过十年,农村人口在我们国家总人数占少数了,不到50%了,那个时候再维持四分之一,我认为这个是很荒诞的一个局面。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马上修改我们的选举法,把四分之一先改成二分之一,我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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