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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几年,媒体对公益诉讼的报道热情逐渐减弱。
“审美疲劳”是原因之一:在尚属新生事物的时候,单凭“公益诉讼”这一名词已经足够引起媒体兴趣,更何况案由那么五花八门、其中洋溢着让人深受鼓舞的理想主义和利他主义、受益者属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一些广受诟病的制度或利益集团终于遭遇挑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鲜感不复存在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些对公益诉讼不利的情况:媒体在案件报道方面的约束逐渐增多;政府、法院对公益诉讼的态度表面中立、实际不欢迎;公益律师注重“提起诉讼”却不甚追求诉讼过程及结果,导致有些公益诉讼质量不高;公益律师执业能力、学术功底有待提升……于是,记者追着律师要求采访的情形越来越少,律师求着记者帮忙报道的情况越来越多。
这并非坏事。光环褪去更有助于还原公益诉讼的本质:公益诉讼本应是高质量高难度、带有理想主义和社会责任感、却又需要理性与坚持的事业。公益诉讼并非一时兴起的游戏,更不是扬名立万的捷径。去芜存菁更有助于提升公益诉讼的品质:一直坚持下来的公益律师,是社会公益的坚定追求者,他们使得公益律师群体形象更加为社会所认可;媒体的理性回归有助于促进我们趋于冷静,我们该回头思考看似很简单、却又一直被忽略的问题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传媒支持?我们需要传媒什么样的支持?
 
二、公益诉讼需要传媒支持
 
(一)公益诉讼概念的界定、理念的传播,离不开媒体
 
公益诉讼,顾名思义,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进行的诉讼。这样的概念看似清晰,实则模糊:何谓公共利益?谁可以代表公共利益?一个诉讼中的私益部分和公益部分能否截然分开?这些问题是一直困扰着公益诉讼理论研究的首要问题。
现状是,反垄断、限制公权力、救助弱势群体、环境保护等领域的诉讼,一般情况下都理所当然地被命名为公益诉讼。也就是说,我们是从诉讼的目标和追求来界定何为公益诉讼的。但其中仍有需要思索之处:反垄断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经济自由的干预,处理不好可能从长远上看会损害公共利益;对行政权力进行限制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也就是说,掌握不好边界而造成行政权力的扭曲反而会影响公共利益;弱势群体是一个动态的、带有相对性的称谓,在某些案件中,我们很难明确判断谁是弱势群体……
我们可以采取这样的态度:不做概念争论,从实践中探索。但中国的立法方式与中国人的逻辑思维模式,一概从“概念”出发:立法首先从界定公益诉讼开始、公众的第一个反映也大多是“什么是公共利益、什么是公益诉讼”?本人认为,公益诉讼更多地要从案件的制度性、公众参与性中寻找定义。一个通过宪政程序产生的制度,因为有了公众参与决策,便意味着一定的公共利益得到实现。要知道,公共参与决策本身就是公共利益的重要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让案件进入公共空间,由公众参与讨论直至影响决策,可能是对公益诉讼的另一种定义方式。
从这个角度而言,媒体在公益诉讼价值的实现乃至自我定义的给定过程中,不可或缺。
 
(二)公益诉讼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媒体
 
因为中国不追求司法独立,也因为一些制度存在不完善之处,胜诉已经成为很多公益案件遥不可及的目标。“虽败犹荣”成了评价诉讼的惯常词语,这虽让人哭笑不得但是个令人无奈现实。公益诉讼当然不是“求败”。
提出问题。虽然中国是实行民主协商制的国家,虽然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权对公共事务、社会事业提出意见建议甚至批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通道,缺乏让被批评和建议者不得不处理或答复的制度,所以现状是“提出问题”不但更多地限于坊间牢骚和自说自话,近期更是发展到存在了让人身陷囹圄的危险。诉讼,依据法律明文规定进行诉讼,只要立案对方一定会看到己方诉求的诉讼,只要开庭对方一定要进行答辩的诉讼,只要审理一定要有个结果的诉讼,成了“提出问题”的上好途径。诉讼,哪怕“告错”了,也很难与煽动或者散布等罪名联系到一起,因而安全系数更高;因为有明确规则,使得逃避者更显其无理与无力。
分析问题。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对同一问题,基于不同的立场、视角、学术背景,会得出不同的分析结论。但法律具有确定性、强制性。法律不是评判“高尚与卑劣”、“喜欢与厌恶”,而是在评判“合法与非法”。合法行为可以继续,非法就要停止并付出代价。诉讼以及相伴进行的法律分析,使得讨论能够建立在共同基础与标准之上,也使得公众对于讨论结果更加容易理解,更加容易参与。
解决问题。很多胜利(而非胜诉)的个案,其情形往往是:该案败诉了,但该案所涉及的问题或者制度有了改善。决策者乐于声称这是“自我完善、自我监督”的结果,而公益诉讼的参与者明知:这是通过公益诉讼提出的问题、通过公众讨论表达出的民意,形成自下而上强大推力的结果。
公众教育。公益诉讼,因为具有明确鲜活的原、被告,焦点集中的矛盾冲突,可以让公众有机会选择支持或者反对某一方。此种带有娱乐性质的参与过程,实际上是最为有效的普法宣传过程;又由于公益诉讼涉及的利益往往超出某一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讨论的问题具有一定代表性涉及社会问题,因此,可以“去精英化”而让公众易于理解。
立法倡导。公益诉讼往往涉及制度。通过理性分析,指出制度弊端,提出改良建议,并由公众提出强烈愿望,最终导致法律、制度的废、改、立,已经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公众参与立法模式”。
价值实现。毋庸讳言,对于珍爱名誉者,给予荣誉是有效的激励手段。在中国,公益诉讼从事者大多不是商业收入较高的律师;公益机构缺乏国内资金支持,财务问题一直是影响生存的重要问题。出于理想和社会责任感而进行公益,为了律师职业群体的尊严而进行公益诉讼,往往是公益诉讼的初衷。在此情况下,社会的正面评价不进弥足珍贵,更是对工作进行考核的主要指标。
从公益诉讼以上目标来看,无一离得开传媒。因此可以说,公益诉讼,尤其在中国情境下的公益诉讼,取得传媒的支持应当被列为工作的重点之一。
 
三、公益诉讼如何获得传媒支持?
 
(一)选择个案
传媒追求的是“新闻价值”,公益诉讼追求的是“公共利益”;传媒有很多 “报道禁区”与“工作规则”,公益诉讼也有其“敏感地带”和“执业规范”。当两个行业(两种工作)产生交叉点时,合作才有可能发生。因此,在进行需要传媒支持的公益诉讼之前,应当对各种媒体有所了解,也应当对媒体工作的特点有所把握,在此基础上选择个案,方能取得良好效果。
题材新颖。对于传媒而言,“重复”是大忌:同类问题、同类案件,定位相似或有竞争关系的其他媒体报道过或者本媒体报道过,再进行报道的可能性无疑会减小。因此,在选择案件或者就案件寻求媒体支持的时候,对此应当予以避免。
意义重大。对于传媒而言,是否具有“社会价值”是重要的判断标准之一。但传媒从业者学术背景各不相同,对问题的理解能力各有不同。因此,公益诉讼要对社会有所观察和了解,根据自身的工作范围选择具有代表性、意义重大的案件,也要具备阐释案件社会意义的能力。
情节共鸣。那些能引起公众共鸣的案件,更易吸引传媒的关注。当事人身份与经历、案件的可读性、所反映问题的代表性与紧迫性等等因素,都决定了其是否能够引起共鸣。
慎入“雷区”。有些案件、有些问题,是“禁区”。国内媒体无论如何是无法报道的;代理或发起相关诉讼的律师、机构,也会因此面临巨大压力。因此,在时机不具备的情况下,一般暂时不予触及。若意义非凡,情况紧急,则需慎重地与国外媒体交流,或者谨慎地运用网络予以传播。
(二)明确追求
不提倡为了“出名”而与传媒合作。那样的名声,不但无益反而有害。这是个看似平常实则很有意义的问题。对一个案件,传媒可能从不同角度进行报道,产生的影响当然也会有所不同——这是柄双刃剑。我们应具备引导传媒的能力,这要求我们起码清楚自己为什么要与传媒合作,要明确自己希望通过传媒合作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三)制定计划
制定公益诉讼传媒工作计划,一般分为如下内容:
总体目标。希望通过媒体传达何种诉求、价值观及制度改良方案。
圈定媒体。基于总体目标,各媒体的关注领域、价值观及特点,列出潜在合作传媒名单。
工作步骤。基于案件的特点,决定传媒发布阶段性内容和发布时间段;决定发布形式和发布范围。
资源整合。根据相关机构、专家学者的工作领域、学术背景,向传媒推荐受访者,将探讨深入。
(四)积极沟通
    与传媒的积极沟通,有助于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但沟通不应仅限于临时,将与传媒的沟通作为机构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与传媒形成长期、积极、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
(五)有所保留
有时候,有所保留不仅仅对自身工作有利,同时也对传媒工作有利。基于此,公益诉讼在与传媒合作的过程中,应对信息有所保留。比如,不同工作阶段,披露不同信息;对不同媒体,披露不同信息等。
   (六)风险防范
公益诉讼应当具有风险防范意识。在“言论自由”仅限于宪法文字的当下,更应如此。当一个诉讼经媒体披露后,很有可能变成一个“事件”,作为其中的发动者或者重要参与者的公益机构、公益律师,基于对法律边界的掌握、基于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应时刻考虑到风险。这要求我们知道风险在哪里,懂得如何防范风险。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则是“身份感”:明白自己在案件中乃至“事件”中的定位与身份,基于外界对自己身份的规范以及自我要求,“向恰当的人说恰当的话”。
 
四、公益律师与传媒:几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法律化还是政治化?
近两年,除“商业律师”、“公益律师”之外,有人又划出了一类律师群体:“维权律师”。经多方了解,“维权律师”之所以被单独列出,与其工作方式有关:被称作“维权律师”的律师,主张“个案事件化,事件政治化”。其主要理由是:那些称“事件个案化、个案法治化”的律师是幼稚的,中国当下与法治离题万里,“对方”讲的是政治,自己去讲法治实在是苍白无力。在这种观念的支持下,“维权律师”在代理个案的时候,“社会整体效果”重于当事人的利益;在面对传媒的时候,发言多为宣扬“价值观”。
目前,对于哪种选择更为恰当很难轻易得出结论。但毫无疑问,不同选择会导致不同结果。
(二)当事人利益至上还是公共利益至上?
公益律师代理案件的初衷与当事人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二者有的时候甚至是冲突的。有时候,律师对于媒体所发表的言论可能会对宣扬自己理念、推动社会发展有所帮助,但会损害当事人利益。当冲突发生时,我们如何去选择?
(三)舆论影响司法的正当性及边界?
我们经常抱怨司法不独立,审判受到干扰。但在中国当下,通过舆论影响判决似乎又是一个让公益诉讼不得不选择的途径。
我们当然可以用“为了公共利益”做为理由,但要知道,“司法独立”恰恰也是公共利益的目标之一。因此,我们仍需深入思考:什么情况下我们需借助媒体、我们借助媒体的边界在哪里。
 
五、结语
 
我们已经进入了“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传媒”的时代,信息收集和发布空前便利。此时讨论公益诉讼与传媒,是不是不再有意义?在我看来,价值是不言自明的。由于我们是律师、是公益律师,我们清醒地知道规则和边界的重要性;传媒其实从来不仅仅是载体,传媒更是公益本身。在合作过程中,公益诉讼将与传媒共同成长,更广泛自由地走入公共生活,在其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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