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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价值在刑诉修改之外:期待齿轮效应 

总的说来,并不象很多人所称的那样——“修改总是一种进步”。相反,刑事诉讼法中一些不符合人权保护原则、不符合普适性法治原则的精神及条款,经过多年实践,造成的恶果不断累积,已经引起学界以及公众强烈反感的当下,在此次修改中若仍未有彻底革新的话,不如不改——点滴进步或者此消彼长式的修法,难以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效果。

另外,“司法保障人权”这一命题的完成,在当下的中国,实在是一部刑事诉讼法难以担当的:侦查——公诉——裁决这一流程中,被扭曲和异化了的权力及权力分配模式、司法独立遥不可及……可能,真正起作用的因素是“政治”而非一套完美无瑕的诉讼程序吧。

但是,刑事诉讼是涉及人权的重要领域,所以,推进刑事诉讼法的改革,也是在推动整个社会机器中的一个大大的齿轮,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齿轮的转动,能带动、纠正与之咬合在一起的其他齿轮,获取刑事诉讼改革的边际效应。

二、立法宗旨应彻底改变

“惩罚犯罪”这一立法宗旨不彻底删除的话,我们的刑事诉讼法将永远不能与“保障无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护人权与自由”等国际公认的刑事诉讼精神内核相兼容、对接;在这一宗旨下,侦查权不受制约、嫌疑人的权利不受保护、律师的权利随意被限制的现状,就会依然顺理成章延续下去。因为,我们的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目的,首先就是要“惩罚犯罪”的,为了实现这优先目标,其他目标只能让位了。

三、律师权利未见改善

当公民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时,诉讼程序的设置只有限制公权力、为嫌疑人找到一个有力的“帮手”,才能使得天平不至于倾斜。这个“帮手”就是精通法律、拥有与公权抗衡的渠道的律师。刑辩律师的权利,实质上就是嫌疑人的权利、就是人权。

但此次修改,刑辩律师的权利,仍未见有所改善;刑辩律师头上的大棒,仍然高悬。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能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草案未见触及。

此规定,属中国独有。一方面限制和剥夺了嫌疑人、被告人根据需要决定聘请律师数量的权利,另一方面也是在限制律师的力量。

2,律师接受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司法机关:草案第三条增加了律师义务

侦查机关对公民启动侦查时,应当及时告知其亲属,此属于应当的、对侦查权力的必要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但,律师接受委托后,及时告知司法机关,却不知其立法意义何在?如果律师没有“及时告知”,是否会受到相应处理?

3,48小时内安排会见:名为保障会见权,实则预留48小时。

4,特殊案件律师会见需侦查机关批准,没有任何道理。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 (草案第七条)

不论何种涉嫌犯罪,嫌疑人均有获得辩护权利。保障律师会见权,是嫌疑人获得辩护的前提。

律师辩护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侦查机关相抗衡,二者是“对手”。由侦查机关来决定是否允许律师会见,其后果可想而知。

5,大棒依然高悬。

 “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草案第十条)

“李庄案”、“北海律师案”等影响性案件,使得全世界都感受到:中国,刑辩是一项高危行业。虽经强烈呼吁,此次修法,律师大棒坚挺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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