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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触利智已经有好多年了,阳光家园02年刚开始进驻,还是猪圈的时候我们就去过,和肖校长我们也有很多年的联系。今天对利智这个个案来讲,首先从感情方面来讲我是很支持的,尽管刚才我们的律师也介绍了,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案子胜出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我想谈的主要问题是希望我们从这个案例的讨论中间,从这个事件当中要得到一个基本的启发。当然其他的专家也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我的基本看法是现行的法律框架非常不利于公益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现行的法律框架没有有效的保障我们这些公益组织生存发展基本的权益,特别是他们的产权。我觉得现行法律框架需要去进行思考和改善。我们要从立法的角度来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当然我个人不是法律方面的专家。

    我一直在研究NGO相关的问题。之所以和肖校长认识,之所以关注利智中心,包括走进阳光家园,都是因为他们是一个草根的NGO,被他们这种精神,被利智康复中心开展的一些活动所感染。肖校长刚才给大家提供的资料中可以看出来有很多的公益机构在关注,在支持,包括有一些境外在华的资助机构,也包括残联,国内还有一些官办的公益机构都在关注和支持。我本身还有一个身份是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副理事长,前一段时间我们开理事长办公会还讨论了这个事情,当然我是一个兼职的志愿者,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专门提出来利智这个事情能不能再议一下,这个资助已经落实了。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是以项目的形式来支持利智康复中心的。

    我觉得利智康复中心做的很多工作,特别是在中国处在这样一个转型的时期,其实现在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很发达,处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间开辟这样一个园地,为残疾人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当然这不简单是一个情感的问题,很重要的是这里面涉及到了公益事业。公益事业应该从社会的角度,从国家和政府的角度保障他们一些基本的、合法的权益。

    刚才肖校长介绍情况的时候我感觉也是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方面是事件本身作为一个被起诉方怎么样来应对问题。另外一个问题这里面的确涉及到一部分公益财产的问题,公益财产是从哪里来的?是社会捐赠的。也许那个捐赠的是非常有限的,哪怕是万分之一,哪怕是一分之一也有他们的一部分,有一些财产是间接的转移到这里面的,有更多的是来自于社会的,也有的是来自于境外的。公益财产的捐赠人可能是不确定的,可能是多数的。这可能是公益财产很重要的一个属性。它的财产来源是来源于社会的。我的理解目前现行国内的相关法规没有明确的界定和规范这个问题。这部分财产既然来源于社会应该有一种机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从国家,从政府的角度,或者是从公共主体的角度应该对这部分财产加以保护。应该从立法上从相关的政策上加以保护。

    另外一个就是要加以监控,保障这部分财产有效的用于社会事物,用于它的公益目的。这个公益目的其实在利智康复中心更直接的表现为它这部分财产用于特定的残疾人,而这些残疾人并不是特定的目的,是社会的公益目的。这部分残疾人的受益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受益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是经济学上一个非常简单的帕累托原理,这部分人福利状况的改善使整个社会福利改善了,所以整个社会受益了,而不是这部分人受益。这部分残疾人他们的受益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受益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这是两方面,一个是社会要保障这部分的财产不受到侵犯,要能够通过立法的、通过政策的,通过各种各样的制度规范保障这部分财产不受到侵犯。

    另一方面社会要监督,要确保这部分财产用于社会公益目的。我觉得这两方面都提出了相关的立法,相关的政策和相关的监督体系问题。国际上一般来说有的国家有相关的法律,德国、**都有相关的法律规定这部分财产是不能被侵犯的。像英国是通过社会监督的方式,有公众举报和公益举报的框架来保障这部分的财产不受到侵犯。另外一个就是监督,监督实际上包括两个框架,一个是组织内部的治理机制的建设,我们现在有了新的基金会条例,规定基金会有公开透明的原则,以及基金会资金使用的比例,通过立法把基金会内部治理完善起来。但是现在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团并没有特别规范的刚性的内部治理的要求。这时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自律,没有办法通过社会的刚性的制度要求来健全内部治理结构,那么只好通过自律的形式。

    现在在我们国内总的来说,通过我们的调研感觉,特别是组织内部治理存在的问题非常大。依靠自律实际上是有很多问题的,一个是公益财产的进入,另外受益者本身是很难监控这个过程的。当他们是不特定多数的时候是很难参与这个过程的。所以自律有时候是很难有效的。这与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育不是很完善也有关系,但是利智在自律方面我觉得还是做的不错的。在很早的时候就建立财务公开制度,我曾经在课堂上带着我们的学生也做过学习。我记得《基金会条例》刚颁布没多久,当时我提出了财务的过程首先向员工公开,然后向社会服务,利智康复中心做的第一步就是向员工公开,我向我的员工报告这个月的收入是多少,我的收入帐目向大家公开,我的使用情况怎么样,同时也接受大家的监督。内部公开本身也是内部治理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外部治理。我们现在还缺乏一个有效的社会监督框架,社会监督当然是和公众的觉悟,公众的参与意识,公共的责任意识,当然也包括整个社会监督的框架,包括行业内部的治理结构有关系。但是现在应该说这方面都还是非常欠缺的。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最重要的是通过立法,包括整个社会公众的觉悟,社会发展的程度不是很高的情况通过立法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的立法是有问题的。03年我在政协有一个提案叫“立法保护公益财产”,因为公益财产的问题,我理解不光是一个小小的利智的问题,利智涉及的公益财产,追加投入了80万,可能还有一部分受益的问题,折合成现金可能也就是几十万、几百万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大的问题,我们基金会用于违规投资完全被卷走的资金,一个基金会就可以损失上千万的资金。

公益资产的损失在公益里面我们叫做腐败或者是公益财产的侵犯实际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上个礼拜《南方周末》还登了关于红安立(音)的审计,红安立(音)的审计又开始了,南京市政府进行了审计,但是现在审计的结果该没有出来,审计非常困难,现在发现了有220万的投资来源不清,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它涉及的问题不光是公益财产损失的问题,还有一个社会公信度的问题。整个社会对公益信心的问题。

回过头来我觉得利智康复中心对我们的重要启示,从整个社会来说是要怎么样的保护公益财产,当然这部分公益财产的损失不是肖培琳校长个人承担风险的问题,这里的损失绝对不是肖培琳一个人的损失,应该是整个社会的损失。这个案例对我们的思考就是我们怎么样保障、保护这部分财产不要受到侵犯。使这部分财产的运作真正能够用于公益事业。不是几十个人,不止几十个弱智人士本身受益的问题,是整个社会受益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从立法上根本改变的话,马上出现第二个、第三个以及第四个、第五个利智中心的问题。所以我们反过来思考应该怎么样从立法方面保障组织权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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