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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刚才几位老师的精彩演讲,似乎不能再说了,但是还是想谈一下自己的感想

    崔英杰这个案件,刚才承办的律师已经介绍了这个案件的基本案情,在这个案件当中,涉及到了崔英杰的生存权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到了李志强的生命权问题,同时,更重要地反映了城管的行政权力的问题,不管他在法律上我们认为他执法的依据是否合理我们可以去论证他,甚至在会后我们可以提出城管的执法违法性,提出审查的建议,但我觉得实际上他还是代表着行政权力,实际上就是行政权力规制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夏霖律师准备与被告人做无罪的辩护。我没有全面地、详细地研究这个案情,在我自己看来要作为无罪,根据目前的刑法,我觉得可能存在着肯定

    我认为,如果我做这个案件的话,当然这个案件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去展开这个案件的讨论,因为这个案件还在办理当中,我们还有律师职业的规则问题。如果我们做这个案件的话很难选择无罪辩护,但我可以现在考虑比如说激愤杀人的状况,或者说不是杀人,是故意伤害,故意伤害是出于激愤的状态下,比如围绕着生存权这样一个社会背景和当时几次两次收缴他的车辆,危急他生存权的状况下所做出的伤害行为,而且拥有没有及时抢救的问题,我觉得从轻乃至减轻应该是律师工作的一个努力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案件即使有政府和一部分人强大的背景,这个案件作为一个刑事诉讼案件,我们去挽救一个刑事背后人,一个人因一个恶法和不好的社会治理的制度,已经造成了一个人的生命损失,我们是不是要挽救另外一个人可能面临的生命权被剥夺的问题,我想这是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和忆通律师事务所这两个援助人所要做的事情,也是通过这样的援助使我们的法学家、经济学家和公众关注这个案件背后的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在我们走向法制的过程当中所反映的诸多的社会问题

    刚才几位老师都谈了不同的看法,我想,在这个个案里面反映了生命权、生存权和行政权的问题。我非常同意他们的看法,我们的社会发展或者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最根本的目的是人人有饭吃,这是和,还有一个人人皆能言就是思想之由、表达之由,这就是谐,所以就是口口有饭吃,人人皆能言就是和谐。我认为我们的发展应该以权益为基础,我们一个公民的生存权是一个基本的人权,我们要限制另外一个权益,就是行政权力,以权力为基础,作为一个发展的基础,限制行政执法的权力,我想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发展

    我们说崔英杰案件反映出了这样一个社会问题我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律师,我们都在寻求我们解决问题的药方,我也想推出两个剂药怎么样来解决崔英杰反映出来的问题。首先,我刚才同意非常各位提出的办法,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要走向法制,那么我们说得很好,说了很多,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但更重要的还是我们的观念转变的问题,如果我们思考一些问题,特别是作为行政官员,作为学者,如果没有一个思维观念的转换,我觉得是没办法达到社会和谐的

   这个观念我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说在中国,大部分的人都有逃税,但是你到国外去,和出租车司机也好,和小商贩接触也好,你问他们逃税不逃税,实际上他们的监管不像中国那么严格,很多人都说他们不逃税,为什么不逃税?我们要探讨这个不逃税的原因,当然,直接的原因就是税法非常严格,你要逃税了,哪怕很小的数额也要让你倾家荡产,这是法律的严格,而且还有执法的严格,一旦发生了,真正会执行。我们的税法也很严格,但是我们发现了问题可以并不能很好的执行,因为你逃税的成本远远大于你被惩罚的机会。比如,可能检查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我去通过别的关系通过别的途径去疏通税务局、检察院,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税收用来干什么了,我们的税没有服务于老百姓,我们交税的人感觉不到国家的税收给我造福。像在澳大利亚、在加拿大超过50%国家的税收都用于社会福利了,老百姓愿意交税,我交税是为了我自己,当我退休的时候,当我生病的时候我不需要钱,国家出钱。我老的时候国家给我养老保险。而我们人人都要靠自己,靠亲友,我们靠不了国家,靠不了社会,怎么办?所以,才会出现刚才贺卫方老师讲的,可能我们都要变成一条狼。为什么?在国家不给我们提供保障的社会,我们要自救,我们要对别人狠一点,我们为了维护自己的职位,为了赚取自己的利益,我们不必考虑别人的利益,首先要把钱转在我们的口袋里,才能保障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自己之间要形成一些利益群体,我们各位兄弟之间要相对保护,这比法律保护来得更加直接,所以我们要交一帮好友互相支撑

    所以,根本的问题是很多恶的观念和恶的暴力的行为都和制度有很直接的关系,和观念有很多的关系。所以这里面有一个观念转变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转变我们公共财政的观念,我们就不会形成依法纳税、依法交税的社会现象,我觉得我们的思考要往后推,而不是怎么样解决这个不收税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是为人民,我们不得财政要体现在为人民,我们的税收完全用于发工资了,而不是把税用在解决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例子

    那么第二个例子,我最近刚刚从爱尔兰回来,爱尔兰的法律援助是我这一次到爱尔兰访问的重点考察对象。那么爱尔兰总共400多万人,他从1968年开始搞法律援助,一开始搞得非常小,现在450万人口拿出了4000万欧元做法律援助,4000万欧元相当于4亿人民币,我们13亿人口,国家财政拿出来的钱总共只有2亿多,你说怎么样做这样庞大人口基数的法律援助?我觉得这是很难做的。其实应该是国家的法律条文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责任、政府的责任,应该由政府拿钱出来搞法律援助。你说政府没钱也是观念的问题,政府没钱的话,但政府修广场有钱,发工资有钱,搞形象工程比如刷墙就刷了2个亿,所以公民应该有基本的权力,现在我们的钱已经非常多,我们的外汇储备马上要突破一万亿美元了,所以观念转换了,人民的政府才能真正以人为本、为民服务。很多详细的问题没办法在这详细展开,我认为我们要告别那种中国传统的法制,就是刀治的观念,我们要走向21世纪法治价值的新观念的转型,我们才能够有希望。我觉得未来和谐社会的建设关键在于观念的转变,我们一定要转变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政府是干吗的,我们的行政是干吗的,我们的公权是干吗的,我们的学者也能够这样呼吁,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实际上,我不是一个法律的专家,但是我感觉到其实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在侵占法学界的领域,我觉得法学界不能单纯是解释法,也不单纯是立法,或者是立法移植主义,或者是立法适用主义,我觉得法学界应该为观念的转换去做出一些贡献。我想老师经常演讲,突显的就是法制观念的呼唤和呼吁的内容,这是第一个药方

    第二个药方,如果不能做好这样的治理的话,对于大城市,尤其是像北京这样的首善之区,北京市的人口已经是1300多万,将来还有奥运会等活动,几天以后还有中非论坛,这怎么办?刚才位老师谈到计划经济的问题,我觉得计划的某些东西是非常好的,就是城市功能的计划。有很多人都去过澳大利亚,他的首都堪培拉肯定小商小贩不会在那里呆着。在首都堪培拉晃一天的话没事,因为肯定不会有人,因为使馆区和政府部门不会在那里做生意。如果我们还要存在某些计划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搞一搞城市的规划

    如果北京市的政府对北京市的城市治理不能进行两种规划,比如刚才两位老师讲可以分区来满足不同的基本需求,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话可以考虑迁都,迁都也是避免发生崔英杰和李志强的案件,所以不行的话,北京市政府没能力搞好的话,可以把行政区分开,分到其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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