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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这个案件我感觉这里面无论从城管队的队长李志强,还是商贩崔英杰,他们两个人都是滥法恶规的牺牲者或者是受害人。我们的法律法规的制定者有的时候文化从自己的便利考虑,没有花费很多的时间征求民意。而且从法规的制定程序上来讲,有很多本身不符合法律本身要求的东西

    我们在政治学里面经常提到目标的正义和程序的正义。那么作为公民来讲,无论他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他们在法制权利上应该是相同的,因此制定相关法规的时候他们有参与权,至少有知情权。可是一般的在城市里面生活的农民工也好,或者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好,他们都没有渠道获得这样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我记得北京市人大政协每一年开会,最近这两年好象都有一个通知,说是有兴趣的公民可以去报名去旁听。其实我前几年就非常感兴趣,打电话去报名,我想参加旁听。比如我在加拿大参加过加拿大的国会,还有比利时的国会,还有瑞士、苏黎世政府,还有美国州法院,很多重要的会我都去旁听,而且人家的程序非常好,让我感觉到不是受宠若惊,也至少感觉到自己能当一回事被人对待。但是我在北京连续三次打电话申请,他们说先报名,报名以后我们协商了再通知你,但是最终没通知我

    我的身份从世俗来讲不是很低微,但是也没有获得这样的权利。可能他们觉得找别的人来听也比让我去听好,因为我可能还会写点什么

    我觉得中国的公民来讲缺了什么,除了政治、法律方面的权利以外,我很严重地是存在着缺乏经济自由的现实状况。中国人很多权利是天然的被剥夺的,其实你自己的内心并不清楚。比如说农村出生的孩子们,他们天然地被剥夺了和城市居民相同的迁徙权、受教育权,以及从事比如城市里面的工作职业的权利,所以在经济上他就没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往上说就是缺乏一个公民基本的权利

    你说这个到底是谁划分的之就是58年国务院一个还成不上法律的规定造成了城乡长达30年的的分割,户籍制度的分割。直到目前,国家还没有任何的歉意,对中国几代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和道德损失很大,但是没有任何的歉意,而且也没有任何的解释。而且许多大都市的公安局说如果一旦放开乱了怎么办?世界上像中国这样严格的户籍制度的国家有几个?为什么人家都没乱?而为什么我们取消户籍制度取消就乱了?北京市直到现在公安局还说户籍制度不能取消

    这里有很大的问题,这起案件发生悲剧不是这两个人个别的个人行为,而是我们整个制度环境的背景所造成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案件,它有可能连续地发生多起案件,而且还会继续发生下去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东西?你看一下前面的材料,说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的文件,把有关其他部门的一些职责都交给城管部门,比如环保局、园林局等很多部门承担的职责都转交给城管。这个权力的转移、掉交接到底应该由谁来做出最终的裁决,燃烧北京市政府办公厅一纸公文就可以决定吗?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至少通过民意,哪怕人民代表大会不能真正代表民意,也要通过这样的一个程序,我怎么没有听到这样的一个程序?至少在报纸上开一些听证会,让老百姓参与意见。换句话说,如果我把法院、检察厅和公安的相关职能交给城管部门,这样的法律谁可以承认?所以讲,法无定法,非法非也。中国现在还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不是法治的社会地位,我们的法学家的地位比前些年好了很多,前几年可能很多人都在骂经济学家,说你们是经济学帝国主义,你们侵犯了很多的领域,事实上是中国有些情况下剥夺了某些学科正常的发言权。比如政治学家,在中国有政治学家吗?这句话可能问得有点儿伤感情,甚至在北京大学的政府管理学院里面,有一些搞政治学的人,在学界内部被人家是怎么看的?是上面说什么好他就说什么好的,他们至少是研究怎么样来限制政府的权力,怎么样让政府的权力行之有效,又不突破它的界限,应该是研究这样的问题。可是我们现在仅存的一些政治学家是替政府的权力叫好。以前法学界的话语权也比较薄弱,所以官员说的东西不喜欢法学的人说三道四。现在我们发现法学节的话语权加重的原因是民间案件多了,或者是案件公开报道的情况多了,这样的话才突显了法学在社会程序中的正义的力量,我觉得法学的力量从民间突显出来,这样反过来对政府、对官方的一些行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是在法律的制定方面,法学界现在对中国法律形成的过程的影响还相当不够,而是没有办法的问题。因为全国人大基本上都是官员,没有几个是搞法学的,即使江平这样著名的法学家也会时时受到压力和受到影响。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所所做的是民间的维权和一个一个民事案件的积累过程是有相当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美国很多法律的司法案件是根据以往的案例所形成。我们今天很多的民事案件如果一个一个积累起来是非常有价值的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的话,作为一个小商小贩,他在一个城市里面进行他的商业活动,按照国外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惯例是什么样的?你应当是纳税,但是,你如果是偶尔为之,可以不纳税。比如节假日,很多美国家庭把自己家庭的东西摆到街上去卖,那个不需要纳税。但是如果是日常的行为,你是以此为生的商贩应该纳税,怎么样纳税、怎么样报税有一个正常的程序,而不是像我们这样一个部门来收一点钱,那样一个部门来收一点钱,而且收了钱已经什么都不管,脏水、垃圾到处都是。所以小商小贩对社会环境造成污染是不对的,但是不一定要由他们来负全部责任。比如我们用白线和黄线划得很清楚,这一片商贩可以经营这个区域,如果超过这个区域就违法,那么你就可以合法地去罚他。就像我们划车位一样,小商小贩也应该给他们划一个经营的区域。其实我发现很多北京的高楼大厦面前都需要有这些小商贩经营。因为我们知道在CBD地区,饮食方面都非常贵,随便走进一个咖啡馆、快餐店一个老百姓吃个饭就要几十块钱,如果小商小贩在大厦面前五六块钱就可以让你吃得不错,这样的话,老百姓是愿意有这样的小商贩存在的,给他们提供了生活的便利,你说每餐都花十几二十块钱吃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承担得起,所以小商小贩至少有存在的合理性,有这样的市场需求存在

    既然有市场需求,有这样的合理性,我们的城管部门应该从他们的实际状况入手,设计一套他们可以在哪个地方经营,他们的经营时间有没有规定,他们对卫生、环境造成了一些污染和破坏要承担哪些责任,这些方面我觉得要进一步去思考,而不是一赶了之,把他们赶走就算了,应该有一个系统的安排。所以,我认为案件的发生虽然是一个悲剧,但是能够给我们今后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能够加以改进,这是一个很很好的契机

    至于城管的权力是不是过大,我觉得这个从立法的程序上,还有从听证会,或者是反映民意的各种途径中来获得进一步的了解,是不是城管继续应该享有这么大的权力,还是说应该缩小城管的权限

    其实我觉得中国的立法和西方立法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讲课的时候经常会讲到这个问题,中国人喜欢规定你能做什么,而西方人一般规定你不能做什么,这些差距就很大。拿党的十五次大会来说,很多人都说第三次思想解放到来了,连李鹏总理都这么说。可是再一次讨论会说,有很多学者,我说不是什么思想大解放,如果思想解放,只要一次就够了,一次思想解放了,还有什么需要解放。当年的十六旧三中全会就讲解决思想,实事求是,那一次解决好的话,何况还要第八次、第十次的思想解放。就像孙悟空画了一个圈让师傅他们围在这个圈里,不能出去。下次又画一个大一点的圈,中国是什么?红头文件制度,它的实际效力大于法律,很多官员对红头条文记得非常清楚

    如果讲我们取消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红头文件这些东西,就是除了不能做的,剩下的全是做的,那么每个人都获得了无限的发展空间。除了法律规定的不能做的,其他都能做,是不是还有人产生新的犯罪行为和新的违规行为?法律就是这样子逐步发展起来的。法律发现需要再制定新的限制规则的时候,经过民意的讨论,经过司法专家的参与,最后再制定新的法律,社会就是这样前进的、这样完善的。你担心什么?你现在不让人家做的不是太多,你就让人家去做,哪些东西真正危害了社会,危害其他人的利益的时候你再去限制他。所以我们现在执政者的思路有一个最根本的思路就是滥政思路,他觉得自己是管理者,他觉得自己是家长,所有的孩子都需要服从我管,孩子不管怎么做都是错的,只有家长是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是孩子,我叫他们做他们就怎么做,这样是家长的思维,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经常做一些非常愚蠢的事情。孩子怎么说?孩子说爸爸你错了,你是不是应该打自己?他没有打自己。所以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和现实我们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但是我们能做的是部分的改进这样的程序

    其实有时候有些方面我和贺卫方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希望在中国逐步争取言论权自由权,当然这些话说起来官方不爱听,动不动说你们是不是受美国西方势力的鼓动?是不是CIA派来的?我7月份刚从美国回来。我们说这个案件折射出了很多背后的东西,给了我们很多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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