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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借着也夫刚才的话来说,他主张一个多样性的城市,那么就有人主张不是多样性的城市。两种观点都有。夏律师讲城管这个东西可能没有法律依据,那么有人就想立一个法就有依据了。这里有一个问题,法律的背后是什么?没有条文当然不好,是不是有条文就好?有没有一个两法和个法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发展,法律的制定和政策的制定和指导思想上深层上存在着两个相互矛盾的东西。一个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规则,一个是改革开放以后新确立的理念,新接受的世界主流社会的一种共通的规则,这两者之间本身就是非常矛盾的。

    我们就看北京这个城市,我们的政协委员提出议案,要让那些穷的人、没有本领的人不进来。他为什么穷?为什么没有本领?我们的院士钟南山先生看着谁不顺眼就主张把谁抓起来,不是说谁抢了他的电脑要处罚谁,而是我看着不顺眼的、外面来的人就应该抓起来,也就是说我们政府包括我们一些不是政府官员的人也存在着这样恶的想法。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值得考虑的。包括前面说的以身殉职,他的职是什么?不要说法律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即便法律有明确的规定,这种职在法理上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这样对待别人站得住脚站不住脚?我觉得这里很多的东西我们都需要考虑。为什么存在野蛮执法?野蛮执法当然是有某种官员的纵容,如果野蛮执法冒一点头本人就受处罚,我在别的场合对警察有很多批评,但是相对城管而言,警察执法是相对好的,他是有规则的、有程序要求的,有警督在那里,他违背了法律,有国家赔偿法在那里,本人要有责任的话,他本人最严重的可以受到刑事处罚

    反过来我们说,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不是说我们要求太高,城市要求太高,我们的规定太超前,而是我们爱要把城市搞成这样出于什么样的理念,我们整顿目的是何在?我们为了一个个的人,我们真正是为了以人为本,为了一个一个的人的生存质量,都能活得更好,都能融洽地生活在这里,还是为其他的目的?比如这两天要开会,我们是为了人还是为了这些事?这里面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这是谁的城市。我们这一届政府胡温接手的时候,可能是第二年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谈的是现在这个数字的统一标准有改变,当年是625块钱,现在是637了,年收入625以下的3000万人,年收入865以下的9000万人,城市享受低保的2200万人,加起来1.1亿人,比13亿人口差不多接近十分之一生存肯定。我们的城乡收入差距之比是16,一般发展中国家都在11.6,所以我们的城乡差别太大

    最近我们又分析,差不多十年前当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和最低的相差84倍,我们现在的这届政府期间城市中收入最高20%、较高20%,中的20%,较低20%,最高20%,最高的20%拥有的金融资产开始是55.5%,翻过年来就是67%,我们的贫富差距就到达了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现在面对的既有这些年来我们发展中没有注意到缩小贫富差距这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面临着计划经济的遗产。我们走着城市化道路,发展工业化,当工业化取得综合国力在世界排名以后,我们压住了5亿农村劳动力在早期城市化的时候,有100万的投资可能有150万人来就业,人来挑土、人来搬砖修一个楼,而现在不是这样了,是机械化了。现在100万的投资需要的是先进的设备,需要的高科技,用不了几个人。而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从发达国家、一般发展中国家都找不到经验可以给借鉴,我们欠着钱,我们有这么多人的生存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法律上说国民一律平等还是分等级?现在北京市的政策不仅排斥外地人、排斥农村人,对城里人没有钱的都请出去。北京做了一个计划,城里这个地方,现在150万人要压到90万人,叫做资产置换,讲白了就是把穷人都轰出去。一个国家制定这样的政策,是三环之内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思路,包括奥运要不要100多万的建筑工人修完了就把他们轰走?在50年大庆的时候,清华人文学院的院长李强做了一个调查,在丰台区怎么样轰外地人?警察说什么?警察说我也没有办法,这个数在这,我必须要轰走这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赵树凯先生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他用了一句话,现在比较年轻的人不理解,我这个岁数的人就知道,城管对农民工到外地城市谋生的人,比国民党匪帮还要糟糕,国民党的匪帮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国民党的匪帮就是这样,我见了很多,来了就揪车,就是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在我们今天就求和谐社会,讲求善待农民工,讲求三农问题,讲求减少城市的贫富分化,我们要不要从根本上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另外附带讲到一点法律上怎么执法的问题。政府机构削减的时候,我们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是不是像政府一样所有的机构都要削减,现在我们把招商引资放在前头,那些应该削减,而有几样不应该削减。比如向公共卫生、食品安全、环境保护,这些都涉及人的生存质量,涉及人的最基本的东西。再有一样是我们大家比较讨厌但不会不能少了的,就是警察不能削减。我们为什么不由警察来执法,而设立这样的机构?包括公安部说要把协警三年内去掉,现在看来还是去不掉。你把他搁在严格的身份当中我们同样可以严格地要求他。警察怎么执法?警察目前在执法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但相对比较规范,因为有规则约束着他

    我们怎么对待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说城管、保安,保安还有很多是外地、农村来的,他们的身份也非常低,他们有些也是失业下岗的人,但是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恶的环境中,他一样穿上制服,他一样做恶事。从农村来的保安,对城里人、对农村人都是非常恶的。为什么这样?我涉及到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人的理念、人的关系,我们公民的品性的问题

    说到和谐,我们现在转型中充满了社会冲突,怎么样化解社会冲突?我觉得这里面有这么两点,一个是一种和谐的理念。和谐当然不是过去计划经济的整齐划一,是因为不同人群的利益和主张不同,所以才需要一个共处的问题,才需要和谐的问题。那就有一个不同人的表达、诉求,他出了问题怎么解决问题有没有一定的程序、有没有一定的制度去安排使他得到帮助?比如像这个案子,到现在律师还见不了当事人,这些问题怎么去看待?如果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能不能有一种制度性的保障,这些人进到城里,政府能不能有一种比较良好的路程教育,使他们知道权益受侵以后,说实在的,农民进城、农村人进城谋生,有的人还要回去,因为我刚才提到农民早已无地可种,我们这一代人当年是到农村去,从90年代中国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而现在农民在农村里面已经无法生存,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问题

    那么这样的一种问题我们就要给他们一种制度性的安排,让他知道这些人进了城,往往他们是不知道什么是规则,但是他们是最容易受到侵犯的人,包括他们相互之间的侵犯。所以从政府、从民间组织、从志愿者方面能不能给他们一种教育,不是像现在劳动部所讲的教他们什么技术,技术是不断变化的,是教给他城市的规则,使他知道怎么样免受伤害,使他知道受到侵犯的时候去找谁,到哪里寻找法律援助。另外我们的法律制定符合不符合法律的原则,人的权益是立法说不能剥夺的,第二,一切涉及法律的事情,要按照预设的程序去办理。第三,有没有一个司法救济的保障,我们能不能遵循善意的原则,能不能制定这些规章也好、法律也好,哪一个有失业下岗的人、摆小摊的人,农村进城谋生的人参与制定了这个法律?那么我们要看到今年有很多事,政府、企业、非政府、非盈利组织、社区、民众都共同参与,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走向和谐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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