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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王斌余案反映出诸多问题:其一,杀人者为什么会得到诸多同情——甚至被有些人称作“高尚的死囚”?二,该案把公众对于法治的思考与讨论导向深层:刑罚的功能不再仅仅是高深理论。什么是法治?我们要什么样的法治?其三,农民工欠薪问题再次进入人们视野,并引起广泛讨论。人们更清楚地意识到,在弱势群体权益得不到保护的状态下,被危害的将不仅仅是他们。
 
[案情简介][1]
        2005年10月19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王斌余故意杀人一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核准王斌余死刑。王斌余已于宣判后当日执行死刑。
        2005年6月16日,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王斌余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斌余不服,提出上诉。宁夏高院于9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经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8月起,王斌余到陈继伟承包的工地打工。2004年初和2005年初,王斌余分别结清了上年的工资。打工期间,王斌余与一同打工的被害人吴华、苏志刚在工作中产生矛盾。5月11日,王斌余提出辞工,并为付清2005年的工资到所在区人事劳动保障局投诉。经调解,与代表陈继伟的吴新国达成5日内结清工资的协议。吴新国提出王斌余不能继续在工地吃住,调解主持人要求吴新国先支付部分生活费。后吴新国给付生活费50元,王斌余嫌少未要。
        当日晚,王斌余回工地宿舍见房门被锁,便到吴新国住处索要生活费,与闻讯赶来劝阻的苏志刚因过去的纠纷发生争吵。随后赶到的苏文才责问并打了王斌余一耳光。王斌余掏出携带的折叠刀,先后将苏志刚、苏文才捅倒在地。王斌余不顾其弟王斌银劝阻,又将在场的吴华、苏香兰捅倒在地。吴新国妻子汤晓琴搀扶被刺倒在地的苏志刚,也被王斌余捅成重伤。王斌余持刀追杀吴新国未果,返回现场后又对已被刺倒在地的苏志刚等人接连补刺,致苏志刚、苏文才、吴华、苏香兰当场死亡。汤晓琴经送医院抢救,脱离危险。
        法院裁定认为,此案虽然发生在王斌余向吴新国索要生活费的过程中,但案发前,王斌余2003年和2004年的工资已结清,2005年工资支付问题经当地人事劳动保障局调解已经达成5日内付清的协议,案发时王斌余随身携带1452元,并非生活无着。王斌余无视他人生命权利,持刀连续捅刺无辜,杀死四人,重伤一人,杀人手段极其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极其严重。王斌余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王斌余是在索要工资无结果的情况下,被逼无奈,激愤杀人,应当从轻处罚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虽具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故依法作出维持原判的裁定。
 
       该不该免王斌余一死?[2]
       王斌余案件经过媒体的报道后,舆论对王斌余的遭遇深表同情,对他的命运表示了极大关注,有人认为王斌余在维权无果的情形下,屡受包工头的压迫,愤起杀死包工头,于情于法,都不应当判处死刑。
        有人在媒体上发表文章,用刑法中“期待可能性”理论为其辩护,认为“对其杀人行为虽可定罪判刑,但如认为没有任何可以宽宥的地方,不给余地,对其处以极刑,就违背了人性,让人遗憾”。
        一些网友还提出,王斌余是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更有网友认为一审判决是不合法、不合理的,认为法律应该考虑民意和舆论,等等。
还有的学者将王斌余案与《人民日报》1979年报道的新疆蒋爱珍故意杀人案相比较,认为两案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性,“不宜把这种民意简单地视为非理性的、情绪化的表达,否则我们就把法律的功能、意义理解得太肤浅了。”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周光权认为,法官判处王斌余死刑是可以接受的。他讲了四点理由:首先,生命的法益绝对保护,这是各国的一个通例,因为生命对于人们来说特别重要,因此,绝对不能以牺牲他人的生命为代价,发泄自己的愤怒。其次,对于个案的处理,必须考虑到手段的“相当性”,王斌余讨薪受到委屈,包工头应当受到惩罚,但是他的维权手段要与其受委屈应当采取的手段相当。作为包工头欠钱这种民事债务不是导致债务人甚至是不相关的人丧失生命的理由,社会不能鼓励采取极端的方式来索取债务。再次,在现代债务纠纷频发、特别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形多发的时候,尤其要强调讲规则的意识,依法维权,如果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不对其判处死刑,这样发出的信号是很危险的,有可能引发许多人效仿他的方式。最后,以死刑不合理提出不对王斌余判处死刑也很难说得过去,因为我国现行刑法还保留了死刑,并且就是一些学者建议逐步废除死刑,也认为对于暴力罪犯的死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还应当存在。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曲新久教授首先表示,他一直以来是主张废除死刑的。至于王斌余案件,他认为,对于法院的判决还不好评判,不好说这个判决是错误的,也不好说一定是正确的。因为,现在各地对于死刑的掌握标准不一样,一些地方可能比这个案件情节更轻的案件被告人也被判处了死刑;一些地方可能有比这个案件情节更严重的案件中,被告人也没有被判处死刑。因此,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非常有必要。 
 
         “期待可能性”理论不适用于王斌余
        对于有学者认为本案可以适用国外刑法中“期待可能性”的理论来论证减轻王斌余的刑罚,两位学者都表示这是对这一理论的误解。周光权认为,期待可能性理论,是指在行为时的具体情况下,能够期待行为人避免犯罪行为、实施适法行为的情况,反之,则可成为行为人的阻却违法事由,即对行为人可以免除刑事责任。这种理论通常在国外是运用于一些轻微犯罪案件,作为被告人的辩护,这种理论认为,严格遵守法律可能会有不合理的地方,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在法外给予免罪,是一种“超法条责任阻却事由”,由法官来自由判断,在国外的实践运用范围很小。曲新久也认为,国外对这种理论运用特别谨慎,主要运用于一些过失犯罪中,提出这种理论主要是免罪,不能作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理由。
 
        王斌余的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
        有些网友认为王斌余的行为是正当防卫或者是防卫过当,两位学者都表示不能认同,因为被害人一般性的辱骂和轻微的暴力,不能成为王斌余使用凶器进行剧烈报复的理由。还有些网友认为,本案中,被害人有过错,王斌余长期受压迫,并且他还有自首的情节,因此,这些都可以作为他不应当判处死刑的理由。周光权认为,在德国,故意杀死一个人是一个故意杀人罪,杀死四个人是四个故意杀人罪,我们国家虽然不认可同种数罪的判决,但其杀死四个人与重伤一人的后果非常严重,因此,他的那些从轻情节在本案中完全可以不考虑。即使他杀死的四个人都是拖欠他钱的包工头,也应当判处死刑,因为这种后果太严重了。曲新久认为,考虑被害人的过错作为是否对他从轻、减轻的理由,应当具体情形具体分析,看这种过错是否非常明显和严重,来决定是否要考虑不判处其死刑。
 
        法官应当关起门来独立判决         关于民意是否应当在判决中反映,周光权认为,民意具有不确定性,有时情绪化,有人或许认为判处王斌余死刑不妥,但也许有人认为不判处其死刑不妥。究竟哪个是“民意”,法官左右为难。因此,法官不应过多考虑民意。曲新久教授说得更直截了当:“法官应当关起门来,不看关于这件案件的报道,依照法庭查明的事实与法律进行判决。”
 
        群体罪与罚的正义之辩[3]    
        新京报:王斌余的死刑判决为什么能引发这么大的关注和争议?
        梁治平:如果抛开案件背景,它可能只是一个寻常的刑事案件。但如果结合背景的话,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案件了:农民工法律地位问题,讨薪不成所处的孤立无援处境,他们种种让人扼腕的遭遇,以及非常高的维权成本。这个背景大家非常关注,而且由来已久,大家关注这个案子,主要是因为这个背景,以及背景之下的社会不公正。
        我想起1979年的蒋爱珍案,当时我在西南政法学院上学,老师要我们讲讲对蒋爱珍案件的评价。当时就有些同学把蒋爱珍说成英雄,认为她的行为是可以谅解的,反对实施死刑。蒋爱珍案和王斌余案还是比较像的,他们都是弱势群体的一个成员,然后受到社会里的一种势力不公正的欺凌,最后走投无路了,就采取了非常极端的手段,构成严重的刑事犯罪。这种个人命运的相似性,一方面可以看到人性中弱者反抗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我感到很可悲,过了几十年了,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不是孤立的个案。这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新京报:本案量刑上要考虑哪些情节?对死刑判决持什么观点?
        陈兴良:这个案件本身从法律上说,是没有悬念的。根据我国以往的司法实践,一审判决在法律上没有问题。王斌余杀死四人,又重伤一人,尽管他有种种前因后果,但是这样一种行为在法律评价上,应该说是极其严重的故意杀人。在国外刑法中,杀一个人是一个杀人罪,杀四个人就构成四个杀人罪。当然,我国刑法不管杀几个人,都只构成一个杀人罪,但杀人多少显然是量刑上要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至于本案是否属于防卫过当,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刑法规定了正当防卫的特定条件,这个案件不具备。当然,这个案件中存在两个有利于王斌余的情节,一个是激愤杀人,另一个是投案自首。就这两个情节而言,激愤杀人是一个酌定的从轻处罚情节,但因为王斌余杀的四个人并不是欠薪的工头,这里面虽然存在激愤,但杀的不是直接导致他产生义愤的这个人,这在刑罚裁量上就会大打折扣。另外,自首是法定的从轻处罚情节,但当犯罪严重到一定程度,这些从轻情节在量刑上的影响就会显得很弱,不足以使死刑判决发生逆转。
梁治平:我觉得从事实上看,有些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这个人是处在什么精神状态下实施的犯罪———他当时的精神状态,是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行为,还是暂时性的失控状态。比如,王斌余这样的农民工,他们从小生活在农村,希望过好的生活,然后到了城里,受到歧视,生活在社会的边缘,生理需要难以满足,受到各种欺凌,受到很粗暴的对待,而且其他人的生活和他的生活形成非常大的反差。所有这些东西,可能在某个时刻,控制了他的思想,使他疯狂起来。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王斌余这样一个阶层的人的生活史与他们的精神状态之间的联系,非常值得研究。
         二审改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陈兴良:难乎其难。几年前发生的董伟杀人案中,一个偶发的、并不十分严重的、并且对方有过错的杀人案件都判了死刑,那么在现行的法律之下,王斌余案很难改判。当然,我个人希望不判死刑,甚至主张废除死刑,也希望王斌余案能作为一个在极度激愤下杀人不判死刑的判例确定下来。但我讲本案法律上没有悬念,或者说改判很难,是基于我国司法实践中杀人案件判决的现状来说的。法律上有一般公正和个别公正之分,在某些情况下,两者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为实现个别公正有时可能会损害一般公正,为实现一般公正有时可能会牺牲个别公正。对王斌余案,不判死刑,可能是一种个案公正,但会不会牺牲一般公正?比如在同等情况下,没有被媒体报道的相同的杀人案件却被判了死刑?对这个案件我并不想简单地说赞成判处死刑,或者不赞成判处死刑。我只是把这个案件放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的背景下,作为一个客观的案件来进行评论。作为学者,我更关注制度的命运,关注法律的命运。
         新京报:本案中,当地政府存在一些失职行为,比如没有很好地解决欠薪问题;在更深层面上,社会甚至让王斌余觉得在高墙内比打工还要好,因为“不受骂,不挨打,有人权”。如果弱势者权利保障机制缺失或者失效,能不能把犯罪的责任全部推给王斌余?国家、社会、王斌余,如何分摊责任?
        陈兴良:任何犯罪的发生,都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客观的原因,就是社会和国家的责任,但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并不影响对一个人刑事责任的追究。讲一个例子,比如我出门的时候房子没有锁,结果被小偷偷了,但不能说因为我没有锁门,就不追究小偷的责任。对一个人追究责任的时候,主要还是考虑他个人的责任,至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关键要完善制度,尽量少地为犯罪提供机会。
        梁治平:一个社会有那么多农民工,都承受不正当的待遇,王斌余可能不是最惨的,个人的责任能不能因为社会的责任而被解脱掉?如果能解脱掉,那么每一个受到不正当待遇的人,都可以行使私力救济。另外,讨论社会要承担的责任,结果不是简单地去解脱个人的罪责,而是要改善社会环境,至少要使某个机构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即便没有办法追究这个机构和人员的法律责任,也是要承担政治责任的。政治上的责任也许不是直接让某一个人辞职,但有可能成为政治发展的议题。所以这两个问题要分开讨论。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当王斌余走投无路的时候,公力救济没有及时地发挥作用,就应该承认私力救济的合法性。怎么看待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的关系?怎么把握私力救济的合法性界限?
        梁治平:一个秩序的形成和维持是有很多种途径的,并不是谁规定的,或者你怎么规定人们就怎么做。社会通常选择最方便、最有效的方式解决问题,比如一大帮农民工堵门讨薪,不给钱就不走了,他们也知道劳动争议仲裁呀,上法院起诉呀,但他们觉得那样时间太长了,还要花钱,这个方法也许最有效。私力救济的界限应该是这个行为不能对其他公民造成损害,不能损害其他人作为公民应该享有的自由,比如人身监禁、使用暴力等。个案处理上,肯定会考虑到情节。当然,这都是对于一些处于边缘因素的考虑。边缘地带可能会有一些弹性,但像杀人,就属于很过的一种形式。就好像我们说,这个东西和那个东西之间有一个过渡,那么在哪画线呢?模糊地带是有的,但两个底线是很清楚的。我们不能说杀人是一种正当的私力救济行为,这就很情绪化了。
目前总的来说,法律是僵硬的、公力救济是不够的,所以面临着怎么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给私力救济一个比较合理的界定,承认它正当的功能,同时又防止它变成没有节制的任意的行为。另外,公力救济应该改进自己的救济途径、机制、效率。就个案来说,简单地从公力救济不足来说私力救济没有任何可以批评的,肯定不对。
        新京报:一方认为,杀王斌余才能实现刑罚的目的;一方认为,不杀才符合刑罚的目的。刑罚的目的是什么?标准是什么?
        陈兴良:我们过去过于强调刑罚的威慑功能,为了威慑其他人,就会判处超过犯罪人罪行的更为严厉的刑罚,也就是所谓的杀一儆百。这种过分地追求刑罚的威慑效果,利用刑罚的合法暴力制造鲜血淋淋的场面,是专制社会刑法的特征。在法治社会里,法的威慑是有限度的,绝不允许超出公正去追求额外的威慑。我们过去更多关注的是被害人,杀人犯的面目是模糊的,好像杀人犯就是杀人犯,把他给标签化与符号化了。但王斌余案让我们第一次(当然也不完全是第一次,董伟案是第一次)关注杀人犯真实的情况———王斌余为什么杀人?由此而产生了对王斌余的社会同情,在这个同情之下,进一步拷问,对这样一个杀人犯判处死刑,公正吗?这就导致我们对于死刑制度进一步思考。
犯罪的死刑控制问题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陈兴良:我们刑法里有68个死刑罪名,其中可以判处死刑的犯罪,法定刑都是从轻到重排列的,惟独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是由重到轻排列———“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这表明了立法者的倾向,就是杀人罪首先考虑判死刑,然后考虑判轻刑。所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故意杀人罪只要没有法定从轻情节,一般都判处死刑。 但王斌余案件让我们看到,死刑在某些时候对于一些社会问题是无能为力的。像王斌余这样一种恶性的杀人,其中有社会对弱势群体保护不力的原因。即使判处王斌余死刑,如果产生王斌余杀人的起因没有得到解决,类似的案件还会发生。所以,将来对于杀人罪具备什么情节可以判处死刑,具备什么情节可以不判死刑,能不能有一个具体的规则,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把它确定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
        新京报:大家在争执的时候,都提出了要遵循正义,但得出的结论却完全不同。同样,可以想见,将来不管怎么判决,都会有一部分人感觉法官不公正。怎么看待正义标准的分歧?
       陈兴良:正义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正义是相对的,正义有社会正义和法律正义之分。社会正义是一种实质正义,法律正义是一种形式正义。法律正义的一个特点,尤其是刑罚的正义,是一种矫正的正义。它是在犯罪人和受害人之间追求一种均等,因此矫正正义最原始的含义就是报应的正义。比如杀人者死,体现的就是一种报应的公正,追求一种对等性。刑罚公正是以报应公正为基础的,但又具有超越报应的意味。公正概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的社会里面,人们对公正的期盼不同。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公正的内涵会发生变化。比如,在保留死刑的情况下,对于最严重的犯罪分子,尤其是杀人的犯罪分子,我们会要求判处死刑,如果不判死刑,人们往往会认为公正没有实现。但有些废除了死刑的国家,即便一个案件里,犯罪人杀了48个人,最终也没有判处死刑,但人们并不认为这个判决没有实现公正,被害人也没有认为正义没有实现。所以正义有一个社会的接受程度、认同程度的问题。 我们的社会能不能容忍王斌余杀了四个人而不被判处死刑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达到这样的认识程度,那么我们的认识就是超越了报应公正,达到了一种更高层次的公正。
        新京报:王斌余案中,一方认为,民意是情绪化、非理性的,不应该干扰司法审判;另一方认为,民意通过舆论进行表达非常必要,司法毕竟要遵循民意和公序良俗,而且表达也是一种自由。怎么看待司法与民意的距离?
         陈兴良:我们要注意民意载体的特殊性,像王斌余案件中的民意,实际上是媒体民意和网络民意。如果司法只考虑这种载体出现的民意,势必会造成案件与案件之间的不公平。王斌余案件经过媒体报道,举国皆知引起广泛的关注,但绝大多数与王斌余案件相似的杀人案件媒体没有报道出来,民意没有呈现出来,就无法按照所谓民意来审判,这显然不公平。
         梁治平:如果出现一个案子,大家都喊应该死,司法机关就据此判了死刑,那还要司法机关干什么呢?每个案件都有很具体的情况,有专门的训练才能准确理解法律。公众大多道听途说,或者看了新闻报道,也没有职责的要求,所以有的人发表意见可以很轻率,可以很激愤。另外,谁来收集这个民意?多少人赞同就算是民意?根本就没有标准。
        新京报:但司法也不能完全背离民意。
        陈兴良:我们现在面临双重的困境,一个是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司法的职业化,同时,司法机关如何更大程度地吸纳民意,使法院的判决更多地获得公众的认同,两者之间存在某种悖论。我国法院建立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检察院建立了人民监督员制度,陪审团本身就代表同时代人对于案件的态度与见解,这是民意的制度性体现方式。这样一种做法都是希望通过建立制度性的渠道来吸纳民意,应该持肯定态度。
        梁治平:实际上,现代社会中,司法离民意越来越远了。比如法院是专门的法院,法官受专门的训练。这个趋势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是民主社会,人们的民主参与、政治参与,在法律上是不是应该有表现?民意和司法活动之间还是有某种正当性的联系,关键是渠道。比如陪审员制度,如果做得好,是可以把一部分民意带进去的。还有就是立法,我们的立法对民意是不透明的。还有监督、批评,都是民意和司法的联系。
        新京报:王斌余曾多次表示:“我就是想死,死了总没有人欺负我了吧”。怎么看待王斌余的绝望?弱势群体如何获得正义?
        梁治平:王斌余为什么会这么绝望?他代表的一部分农民工为什么会这么绝望?道理很简单,他的对手非常强大,甚至一个包工头对他来说,就好像一个专制君主一样,说给钱就给,说不给就不给。为什么没有办法,因为他太弱了。他太弱,是因为没有知识、没有财产、没有权力?这都是次要的,关键是他没有一个组织的表达,没有一个制度性的表达途径。比如王斌余去找法院,审理的时间将非常长;他去找劳动部门,劳动部门可能也帮不了他太大的忙。那他还能不能去找别人呢?没有别人了。所以他只有自救,自救的途径不一定很有效,而且很容易犯罪。什么叫弱势群体?不是看群体人数的多少,而是看他能不能系统地表达他的声音,是不是能让他的声音被决策者听到,是不是他的声音能让决策者考虑。决策者不要非等到闹出乱子了,酿成事件了,才注意到这些问题,这不是现代社会好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最大的正义就是让弱势群体享有和其他公民同样的权利。其实,享有权利仅仅是个形式,享有权利不等于什么都得到了,他们可能仍然一贫如洗,但要有人的尊严,被当做人来对待,这是最大的正义。所以,如果我们的相关制度能够有所改进,那就是王斌余案最大的“收获”。
       

        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关于“欠薪入罪”的讨论
湖南律师刘大华建议在刑法中设置“拖欠工资薪酬罪”的立法建议,受到了各方的广泛关注,部分法律界人士表达了对此立法建议的看法,持否定态度的占大多数。[4]
        欠薪不属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范畴
        北京市中凯律师事务所刘军华:赞同将欠资问题纳入刑法调整范围。但是刘大华建议把“拖欠工资薪酬罪”放在刑法“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中不当。欠薪侵犯的是公民的财产权利,归入刑法分则第5章侵犯财产罪较为合适、以体现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另外,将之归入分则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也可以,因为公司、企业、个体业主拖欠职工、雇员薪酬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至于到底放在哪一章,要看国家立法倾向。
        清华大学法学院刑法学硕士研究生陈俊豪:第一,刑法224条是“合同诈骗罪”,是刑法分则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8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的罪名。提议者对刑法章节的归类是错误的。(经与刘大华核实,其立法建议稿原文中“刑法224条”应为“244条”)第二,关于“拖欠工资薪酬罪”的罪状设计,的确可以弥补224条合同诈骗罪对于拖欠劳动劳务工资保护的缺漏。224条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中的“财物”不包括劳动者的劳动。根据这种解释,对于本着诈骗故意,骗取劳动者为其提供无偿劳动的不能定合同诈骗罪。第三,如果把“拖欠工资薪酬罪”规定在“扰乱市场秩序罪”一节中,其主要侵犯的是社会市场经济秩序,其次才是被害人的财产权。那么,本罪就不应该成为自诉罪,因为个人是无权决定对侵犯社会法益的行为如何进行处罚,更何况情节严重的处这么高的法定刑更不可能作为自诉案件处理。这里把单位犯本罪规定为告诉才处理也显得莫名其妙。
         欠薪不宜独立定罪
         北京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陈杭平:“恶意拖欠他人工资薪酬”是否构成犯罪?很明显,此处当事人之间因劳动合同、劳务合同而构成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这就产生两个疑问:其一,拖欠工资薪酬属于拒不履行、不完全履行或迟延履行民事合同的义务,是民法上的违约行为,不能因为当事人是谁,也不能因为是“恶意”违约(事实上违约行为通常是恶意的,“善意”或“无恶意”违约并不多见),就将民事违约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而追究违约方的刑事责任。其二,“恶意拖欠他人工资薪酬”还可以涵盖其他一些违约行为,比如前几年比较严重,目前在欠发达地区仍时有发生的教育部门拖欠教师工资。对于这类情况,是否也应该适用同样的条文来追究当地教育部门的刑事责任?如果不能,就违反了“相同情况相同对待”的公平原则。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明楷:首先,将“在履行劳动合同、劳务合同中,恶意拖欠他人工资薪酬”的行为,独立定罪,缺乏合理性。“恶意”是一种价值要素,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评价。另外,拖欠他人工资薪酬,只是一种不履行债务的行为。在现代社会中,不履行债务的行为多种多样,单纯将恶意拖欠他人工资薪酬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会形成以下处罚不公平的局面:不履行其他债务,数额再大、恶意再深的,也不成立犯罪;而拖欠他人工资薪酬的,只要出于恶意,就成立犯罪。
        其次,曾有人认为,恶意拖欠他人工资薪酬的行为成立侵占罪。这种观点也难以成立。因为侵占的基本特点是,将自己占有的他人财物不法据为己有。既然行为人只是拖欠他人工资薪酬,就不存在占有他人财物的事实,因而不可能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
        最后,部分恶意拖欠他人工资薪酬的行为,如果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可以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例如,行为人根本没有支付工资薪酬的意思,却虚假承诺事后支付工资,欺骗他人为自己提供劳力,事后也不支付工资的,可以认定为骗取了财产性利益。再如,行为人虽有支付工资薪酬的意思,使他人为自己提供劳务,但在拖欠他人工资薪酬后,采取诈骗手段,使他人产生认识错误,从而免除行为人的债务的,也可以认定为骗取了财产性利益,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欠薪刑罚化不符合现代法治理念
        江苏省高邮市人民法院周曙:重典治乱,用严厉的刑罚制裁拖欠工资者,这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条捷径。但是非要用刑事手段去解决吗?再者诸如抗拒执行、交通违章等等同样长期存在并且后果严重的行为是否也要纳入刑事打击的范畴之内?靠严刑苛法维系的社会秩序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法治。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鸿钧:将欠薪行为独立定罪,不符合现代法治社会非重刑化、非刑事化的基本趋势和基本理念。严刑峻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反而会引起社会其他问题。欠薪问题本身是一个债权债务履行的问题,现有的合同法、劳动法等部门法以及相关法规、规章已经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可以依法规范,没有必要纳入刑事法范畴。
        立法不是“灵丹妙药”
        北京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陈杭平:法律不是一副保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按照刘律师的意见,不仅模糊甚至扭曲了不同性质法律关系之间的区别,夸大了法律尤其是刑法的作用。可以想见,这样的立法如果得以通过并实施,可能发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或者,置证据规定及其他程序性规定于不顾,采用如限制人身自由、非法搜查等措施来确证企业主存在“恶意拖欠他人工资薪酬”的行为,带有较浓的“有罪推定”色彩;或者,相关部门出于维护地方经济发展等因素的考虑,不积极贯彻执行,绝大多数欠薪者得不到制裁,该项立法也将失去应有的尊严。
         江苏省高邮市人民法院周曙:事实上,许多地方和部门已经制定了大量专门用以清欠讨薪的法规和规章,但这些强制性法律规范根本就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和执行。依靠现有的法律规范,对于欠薪者的惩戒已经达到足够严厉的程度,所以,解决欠薪问题,我们最需要的并非更厉害的大棒,而是想法将早就举着的大棒狠狠地、精准地砸下去。
        欠薪的主要原因解读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鸿钧:欠薪问题普遍存在无法解决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社会价值导向的失调。由于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在劳资问题上,政府的政策倾向往往有利于资方。从当下看来,这既不符合法治与正义的理念,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其次,与此相联系,这种效率导向的社会价值观也导致了官商合谋。欠薪问题很多时候是因为当地政府与企业主之间或明或暗的勾结,而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却在这种官商合谋之下被牺牲掉了,更何况不少欠薪者本身就是政府部门。第三,司法不公、纠纷解决渠道不畅通。欠薪问题可以诉诸的渠道很多,调解、劳动仲裁、诉讼等,但是社会仍存在大量的欠薪现象,这不是立法的问题,而是法律执行和司法运作环节出了问题。第四,以往的欠薪的救济都是劳动者个人或者以多人的名义而提起,缺乏组织性,同时也不利于与作为强势的企业主进行合法平等的谈判。所以应成立合法的群体组织,例如城市农民工俱乐部、城市农民工保护协会等,以群体的名义与欠薪者抗衡,温州打火机协会能在国际反倾销案件中打赢官司,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制定《农民工权益保护法》[5]
        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主任吴革认为二元体制及其造成的农民工的弱势地位,政府劳动监管部门失责,才是欠薪问题产生的根源。欠薪问题产生并逐渐成为社会问题,并非单一的用人单位之过,因此,解决欠薪问题也不能仅从用人单位着手。欠薪的发生,除投资方的拖欠,无良企业主恶意而为,也表现为劳动合同制度缺陷,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不完善。现行劳动立法并不能彻底解决欠薪问题,因此,除修改现行立法,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外,更应寻找彻底的解决途径。
        拖欠工资能否定罪,取决于欠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论证欠薪是否应当入罪,还要考虑欠薪治罪对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笔者身为律师理解并赞赏刘大华律师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所付出的努力,但不同意他开出的欠薪入罪的药方。欠薪成为一种严峻的社会问题是农民工社会地位不平等,政府劳动监察部门失责,企业诚信体系失控,造成的劳动关系失范。欠薪背后具有复杂原因,企业对工人的欠薪,国家刑罚权不宜介入。事实上,欠薪入罪并非解决欠薪问题的根本之道,相反,还有可能伤及劳动工人自身。
欠薪不宜入罪
        在刑法中规定“拖欠工资薪酬罪”以解决欠薪问题,可能会造成多种不利后果,不能有效维护以农民工为主体劳动工人的权益。
        欠薪可能基于多种原因,即使恶意欠薪,也并非总是用人单位具有支付能力而拒绝支付。相对于农民工而言,用人单位确属强势主体,但其强势地位是相对的,如,承包方可能因发包方拒不支付工程费而难以支付农民工工资,某种程度上,承包方也是弱势主体。不可否认确有恶意拖欠工资的单位存在,对其必须加以制裁,以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但同时,如果企业欠薪有因,如何划分欠薪者的“恶意”程度。再者,在当前司法腐败,权钱交易不能有效遏止的情形下,是否拨下的龙种,生出的跳蚤,恶意欠薪者籍由权力的关照而逃避制裁,而诚实本分的经营者生意失败还要身陷囹圄。
        欠薪入罪论者以严厉惩罚欠薪者来保护劳动工人,但劳工和企业之间是矛盾斗争却也是休戚相关,相互依存的,资本和劳动共同创造了价值。欠薪入罪对资方的惩罚,事实上必然伤及劳方,影响刚刚发育起来的劳动力市场,危及农民工获得工作机会。一旦欠薪入罪,企业必然要在廉价劳动力和监狱之间作出艰难选择,其结果无论是企业主拒绝雇佣劳动力,还是企业主进了监狱,对工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这样,农民工出卖劳动力的自由都受限制,何来彻底保护?分析欠薪入罪在当下中国实施客观后果,不仅对企业不利,对劳动者也不利,长远看更不利于经济进步。如此看来,欠薪入罪确似理性不足的“饮鸩止渴”。
        欠薪问题的根源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耕地日见减少,农民向城市流动,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在相关制度应改未改、应废未废的情况下,农民工在就业、公共服务、权利保护上受到政策性、制度性歧视。与此相应,欠薪问题逐渐产生于城市保护主义、部门利益和企业逐利动机之下。此外,社会诚信体系欠缺、企业工会未发挥应有作用,也导致欠新问题更加普遍。可见,农民工不具有其它主体的相同地位,其自身又缺乏较强的维权能力,是欠薪产生的主要原因。作为弱势群体,其特殊地位亦未在法律上得到体现,欠薪更缺乏专门的制度约束。
        实质上,农民工地位低下,又是城乡二元体制的必然产物。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城乡在生产方式、发展水平上具有明显差距,农民进城务工是其最大化利益下的自我选择。而在相关制度未变、固有观念未改的情况下,城市人所享有的公共服务(包括福利设施、子女入学等等)未能完全对农民工开放,相反,城市被认看作是城市人的城市,政府被看作城市人的政府。甚至,进城务工的农民无任何可寄身、可借助的组织资源来维护自身权益。种种因素导致农民工的地位低下,常处于被剥削的境地。而现行法律又不能提供一种切实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机制,即便是承担维权职责的企业工会,也往往为企业所影响和控制,要么是企业的代言人,要么在工人权利被侵犯时束手无策。
        可见,二元体制及其造成的农民工的弱势地位,政府劳动监管部门失责,才是欠薪问题产生的根源。欠薪问题产生并逐渐成为社会问题,并非单一的用人单位之过,因此,解决欠薪问题也不能仅从用人单位着手。
        解决欠薪问题对策
        欠薪的发生,除投资方的拖欠,无良企业主恶意而为,也表现为劳动合同制度缺陷,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不完善。现行劳动立法并不能彻底解决欠薪问题,因此,除修改现行立法,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外,更应寻找彻底的解决途径。
        鉴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客观存在,解决欠薪的根本途径应在于提升农民工的法律地位,并对其予以全面保护。拖欠工资只是侵害农民工权益的一个方面,农民工的劳动权、休息权、人身权、居住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都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侵害。制定专门的农民工权益保护法,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它能够系统地解决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综合性社会问题,成为农民工维权的最直接武器。专门立法既符合宪法精神,也有政策依据,更能促进劳动立法的系统化。具体而言,可制定《进城务工经商农民权益保护法》或《农民工权益保护法》之类的法律,在内容上强调以下方面:其一,立法上赋予农民工平等地位,规定包括财产权在内的各项基本权利,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歧视、侵犯农民工;其二,强化相关政府部门(尤其是劳动监察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职责,对侵害农民工权益的单位予以严惩,必要时辅以信誉罚,披露欠薪企业名单;其三,建立能够真正组织工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工会组织。从世界劳工维权的历史来看,政府履行职责(至少是不偏向企业),工会积极发挥作用是保障职工劳动权益的关键;其四,建立工资保险制度,要求企业和职工交纳一种拖欠工资险,在企业无力支付工人工资时,由保险公司代为支付。对此,国家财政还可以出台优惠政策。这样,即可以保护工人的权利,也不至于因对工人权利的保障伤及企业。要知道,企业的雇佣自由是市场经济基本条件;企业的发展,农民进城务工,反过来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其五,进一步强化政府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职责,并鼓励社会为农民工提供无偿法律援助,形成农民工维权的积极氛围。
        某种程度上说,农民工问题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中的必然现象,欠薪问题不是一个刑法问题,而需要劳动法、工会法、社会保障法、保险法乃至宪法与人权公约等法律制度的参与。突出政府在解决农民工问题上的职责,全社会达成一种尊重与保障劳工人权的共识,进而从立法、执法等多方面维护劳工的合法权益,正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法理思考]
         王斌余杀人案不仅仅是个人悲剧[6]
         王斌余作为社会的一个弱者,一个几乎没有社会博弈能力的弱者,他是被诸多有形和无形的手推到了绝望的境地,他杀了人,前提是他在这个社会中,遭受了难以忍受的不公正对待。但王斌余毕竟是个杀人犯,被判了死刑,这是法律的判断,是人们的感情无法改变的。常态之下,一个社会的民情,应该和法律的判断基本一致,至少不能相距太远;如果我们的民情经常和法律的判断相去甚远,则至少说明,在某些方面,民众的基本情感可能无法和法律的判断兼容。这种民情和法律判断不吻合的情况,是非常可怕的,将撼动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王斌余走到这一步,法律责任当然要由他个人承担。但是这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有关地方的政府部门,尤其应该借此深刻反思自己的工作。
         农民和农民工在当今社会中所处的弱势地位,是种种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造成的,需要在社会的发展进步中逐步解决。但是,农民工们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可以通过政府有关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很快得到解决。中国的改革有着鲜明的政府主导的色彩,也就是说,政府是中国改革的主要推动力,中国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基本上是政府设计引导的结果。政府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公共权力,正因为此,新华社为此所发的评论说,“只要行政执法人员经常深入到有农民工的工地上,这个问题(指农民工讨薪难)就不难发现;只要司法机关及时改进工作,对农民工讨薪案快接快办,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从这个角度说,王斌余杀人案的发生,有值得反思的深刻的社会原因,有关地方的政府部门应该借此反思自己的工作,并自觉承担道义责任。
        宁夏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民工问题专家李禄胜说,“农民工有80%是自发打工”。正因为大多数农民工是自发打工,他们大多没有自己的组织资源,因而没有和他们自身利益相匹配的、能够参与市场博弈的平等地位,这是农民工利益受损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说白了,这其实是一种政治权利的缺失,农民工经济利益受损,正是这种政治权利缺失的反映。我们社会结构发育的不健全,值得高度警惕,深刻反思。
        中国已经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在人权问题上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人权首先是生存权,二是人权包含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两种形式。以这种进步的人权观来考量王斌余杀人案,一方面,他的犯罪动因,正是因为拿不到应得的劳动报酬,生存权受到了威胁,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清醒地看到,如果个体的人权(比如生存权)得不到保障,将大大地削弱集体人权的内在价值。
        这充分说明,一个安全的社会,必须至少是一个人人享有基本生存保障的社会,如果我们社会的一部分人失去了这种保障,或者一部分人的幸福生活必须由另一部分人来支付代价,那么这个社会将缺乏安全感,也有违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宗旨。
 
        关于舆论[7]
        农民工王斌余杀人案,近来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和学者的深刻反思。但其中一些议论存在着某种令人担心的非理性、情绪化的倾向和心态。我们不能不对此予以关注。
        甘肃省甘谷县的王斌余杀人案发生在今年5月11日。当日王斌余讨要工钱不果,遂于晚上22时40分左右与其兄弟到包工头吴某某住处再要工钱,吴某某已休息没有开门,哥俩便开始砸门。住在隔壁的吴某某的妻兄苏志刚父子上前劝说,双方发生口角以致肢体冲突。于是,王斌余从身上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单刃匕首朝苏志刚的儿子身上连捅数刀,接着又朝苏志刚的身上捅了一刀。苏的女婿吴华冲过来劝阻,王斌余又朝吴的身上捅了一刀,吴某的老婆苏香兰在旁边骂王斌余没良心,王斌余追上去,又将其捅倒。四人相继死亡,后面三个人都只有20多岁。
        可以发现,本案仅仅与农民工讨薪有关,但直接的起因却并非如此。因此,6月29日,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以故意杀人罪对王斌余判处死刑。
        此后几个月时间,媒体尽管有过报道,但该案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两个半月之后,9月4日,某媒体发表了一篇关于王案的报道,但报道的重心完全转移了,仅从其令人惊讶的标题就可以想象其内容:《高尚的死囚:死囚最后愿望关注农民工》。
        由此开始,媒体突然高度关注起王斌余杀人案了。可以发现,这些报道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即集中描写王作为农民工的悲惨经历,而对于其杀人的具体事实,比如他所杀的究竟是什么人,因为什么而杀人,则不再作为报道的重点。
        正是这样的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且,这种关注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在网络论坛上,网民们的评论几乎一边倒地同情王斌余,指责法院判决不公。一些报刊连续发表关于此案的评论,政治和法律学者劝告法院,考虑民众对于王斌余的同情心理,对王作出宽大处理。
        这样的情形,与去年的马加爵案如出一辙。在案发之后,媒体热衷报道和人们广泛议论的是马加爵作为农民的儿子,在大学是如何因为贫困而遭受歧视,而把马加爵仅仅因为琐事就残忍杀害同学的事实一笔带过。至于受害者的悲痛,更是无人关心。
        没有人能够否认,我们的社会还存在着一些重大问题,大学生中有贫困的群体,他们的心理不可能不受自己的处境的负面影响。同样,也无人能够否认,不少农民工也遭到了不公正待遇。他们虽然进入城市劳动,但是,城市从法律上就歧视他们,他们并不能享受平等的自由和权利。当他们的权利遭到侵害的时候,行政或司法部门也不能提供及时而有效的救济。农民工欠薪问题,甚至成为总理亲自过问的问题,说明了这个社会保障农民工的权利和利益的机制,确实远不够完善。除了这种制度性歧视之外,在精神上,他们也遭到凌辱。某些地方政府在公布城市犯罪报告的时候,强调的某些事实让城市市民普遍相信,外来人口、农民工就是潜在的犯罪分子。
        这些制度缺陷显然是需要改进的,这也正是体制改革的任务所在;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化与对立,是需要通过双方共同的努力予以弥合的;那种歧视贫穷者、歧视农民的社会群体心理,也是需要通过公民精神的教化而予以抑制的。马加爵案、王斌余案确实以一种极端的形态,暴露了社会存在的严重问题。因此,从制度、社会、文化、精神等角度进行反思,是极端必要的。
        但是,这样的反思应当审慎,富有建设性和理性。当人们在观察这些案件、评论这些案件的时候,应当始终让理性主宰激情,而不是相反。对弱者的同情乃是一种珍贵的情操,一个没有同情心的社会,是一个非人性的社会。但是,对弱者的同情,并不应该转化为对他人的怨恨、对富者的仇视、对反社会行为的赞美。
        不幸的是,从关于马加爵案、王斌余案的新闻叙事策略及由此引发的公众舆论的一边倒现象中,我们看到,公众舆论确实存在着某种情绪化、甚至极端化的倾向。有些人有意无意地渲染阶层、群体之间的对立,将某些群体的不幸归咎于另一个群体的成功。对于某些群体的反社会心态不是予以善意的规劝和有效的疏导,而是予以盲目的肯定,对于某些极端甚至犯罪行为也寻找各种理由予以开脱。这样的舆论,无助于弥合各群体间的分化与对立,重建一个美好社会,也无助于人们树立稳定、健全的心态。相反,它会加剧社会的紧张与撕裂状态,而与人们本来追求的目标南辕北辙。
        这是一个变动的时代,它将变向何方,取决于我们能否理性地把握自己的情感,面对可能令人激动的事件时,能否坚守某些道德和正义的底线。一句话,需要每个人在公共空间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时候,具备某种理性的公民精神。
 
       刑罚的本质与功能[8]
       甘肃农民王斌余在打工多年,却从包工头手里讨不回属于自己的工钱;在一怒之下,杀害了四条人命。[1]宁夏石嘴山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王斌余死刑;却引起社会公众强烈反映,甚至一些知名法学专家学者也参与其中讨论。针对王斌余应否判处死刑,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王斌余杀害四人、重伤一人,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结果,理应处以死刑;另一种观点却应为王斌余是弱者,在讨薪不成的情况下,激情杀人,且在杀人后自首,不应判处死刑。此案已经由于王斌余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提出上诉而由宁夏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后结果尚在等待之中。但是,就针对王斌余是否应判处死刑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如撇开与法律无关的社会因素(如王斌余的农民工身份、讨薪不成),双方所争论实质是对刑罚(死刑)的本质认识上存在差异。前者的观点同刑法旧派的报应刑论观点不谋而全,后者则同刑法新派的目的刑论比较接近。
所谓刑罚,是指刑法规定的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对犯罪的人所适用的限制或剥夺其一定权益的最严厉的强制性法律制裁方法。[2]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我国的刑罚体系由五种主刑(即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与三种附加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构成;死刑则是我国刑罚体系中最严厉的一种,它能剥夺犯罪人的生命。根据我国刑法第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人。
      “刑罚本来就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而是对犯罪行为的一种非难、惩罚。关于刑罚本质的学说,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刑法旧派的报应刑论,这种观点认为刑罚的本质是报应,即对犯罪人所实施犯罪行为的报应。刑法旧派产生于十八世纪末期;“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是这种观点的最好概括,我国民间流传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谚语也是这种观点的朴素反应。报应刑论所持观点的基本立场包括:犯罪是犯罪人在自由意志支配下自愿选择去实施的违反法律的行为,因为其觉得实施犯罪行为能给犯罪人心理上带来某种满足;刑罚则是针对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而由国家施加给犯罪人的一种报应通过对犯罪人施以刑罚对其造成痛苦,一方面能使犯罪人因畏惧这种痛苦而不再犯罪,另一方面也能通过刑罚给犯罪人的处罚来警示、告诫社会上其他成员或不稳定分子,使其不敢犯罪,从而实现刑罚的预防、减少犯罪目的。
关于王斌余应否判决死刑的争论中,第一种观点认为王斌余杀死四人,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即使对王斌余处以重刑,也是可以接受的。相反,“假如一种法律不能有效代理执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法律就会受到质疑。”[3] 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观点同报应刑论是不谋而合的。
       第二种观点是刑法新派的目的刑论,认为刑罚的本质不应是报应,而应是保卫社会。即刑罚不应该是简单对对犯罪人进行直接的报复,而应该是保护社会各种法益,防范犯罪行为危害社会。刑法新派则是在十九世纪末才出现的。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有些犯罪的原因并不只是出于犯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而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社会原因尤其是社会政策导致不公平也是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当时的意大利犯罪学家菲利曾犯罪多因论基础上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理论——犯罪饱和论,他认为,“犯罪是由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一种社会现象,这一规律导致了我所讲过的犯罪饱和论,即每一个社会都有其应有的犯罪,这些犯罪的产生是由于自然及社会条件引起的,其质和量是与每一个社会集体的发展相应的”,对于犯罪这种社会疾病,最终必将从社会中寻找救治的方法。[4]刑法新派中的德国学者李斯特有一句名言,即“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5]总之,目的刑论坚持认为,刑罚的目的不应该是对犯罪人犯罪行为的简单报复,而应该是保卫社会不受犯罪行为的侵害;对犯罪人处刑时要考虑到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如果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小,则可以对其处以较轻的刑罚,反之,如果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则应对其处以长期监禁以剥夺其再犯罪的能力或机会,从而防卫社会。
        依目的刑论的视角来观察王斌余案件,不能发觉王斌余的人身危险性并不是特别大:王斌余是一名平凡、朴实的农民工人,当其在工地负责人吴华让他“偷工地上的东西,我不干,他就打我,骂我”;在犯罪后“我当时十分害怕,就跑了,到河边洗干净血迹,就去公安局自首了”。[6]因此,如果对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王斌余处以极刑,则有失公正。同时,许多人都发现在王斌余杀人案中,王斌余之所以犯罪也确实有社会方面的原因,这一点是无法回避的,也正是这一点引起社会公众强烈反映。正如学者梁治平所论述:“如果抛开案件背景,它可能只是一个寻常的刑事案件。但如果结合背景的话,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案件了:农民工法律地位问题,讨薪不成所处的孤立无援处境,他们种种让人扼腕的遭遇,以及非常高的维权成本。这个背景大家非常关注,而且由来已久,大家关注这个案子,主要是因为这个背景,以及背景之下的社会不公正。”[7]人民网强国论坛一位网友也说“王斌余的杀人案产生的原因就是社会以及法律都没有保护好劳工的这种神圣的权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矛盾的激化,发生严重对抗,王斌余杀了人成为罪犯。”[8]但是,“社会是不可罚的”,无论社会方面原因在犯罪人犯罪原因里占有多么重要的成分;能被法律制裁的只可能是犯罪人。
        刑罚是由代表国家的审判机关以国家名义给予犯罪人的一种非难、惩罚;刑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只有审判机关才有权以国家名义对犯罪人实施刑罚处罚。王斌余杀害四人的行为已构成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对于这一点是确实无疑的。在我们国家,只有人民法院才有刑罚裁量权;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必须依据事实与法律。因此,无论宁夏高级人民法院对王斌余作出什么样的终审判决,只要其是在严格依照法律程序作出的,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尊重它。但是,在当前我国法律还没有废除死刑的现状下,适用死刑尤其要慎重。人民法院在代表国家在执行刑罚时应充分考虑到刑罚对于保卫社会的目的,而不能仅仅对犯罪人进行简单的报复。
        为维护司法独立,我们应充分尊重人民法院的判决。无论人民法院对王斌余的审判结果是什么,只要其程序正义,则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其判决的公正性。结合到王斌余案件,王斌余杀死四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人民法院对王斌余依法定罪量刑是既合乎法理也合是乎情理的。但是,社会不应健忘的是,倘若王斌余犯罪的社会原因不能得到化解,即导致王斌余杀人的社会原因没有得到根本消除,那么社会所遭受侵害的危险并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但是,在当前社会形势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作为一种经验法则几乎存在于每个中国人的心底,“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作为一种朴素的情感,也同样在每个社会成员的意识中。宁夏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究竟会作什么样的判决呢?是否会象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所“希望”的那样,在行使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时,认定激情杀人这一酌定从轻处罚的理由,将“王斌余案能作为一个在极度激愤下杀人不判死刑的判例确定下来”;通过此案的处理来表达底层农民工“不受骂、不挨打、有人权”的愿望,这就考验二审法官的勇气和智慧。[9]
        你在等待着,我也在等待着,全中国的民众都在等待着。
 
本文注释:
[1] 姚迪,新华视点:死囚王斌余的道白,新华网,2005/09/04
转自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9/04/content_3440619.htm
[2] 齐文远,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252。
[3] 肖余恨,舆论同情杀人犯王斌余是危险信号,中国青年报,2005/09/09。
转自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5-09/09/content_3465102.htm
[4] 郭建安,犯罪社会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37.
[5]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法律出版社,1999,14。
[6] 同[1]。
[7] 黑瞳,王斌余杀人案:底层群体罪与罚的正义之辩,新京报,2005/09/09。              转自大洋网http://china.dayoo.com/gb/content/2005-09/19/content_2226591.htm
[8] lub, 法律不能让王斌余事件重演,人民网强国论2005/09/08
转自http://www.qglt.com/bbs/ReadFile?whichfile=33247&typeid=39
[9] 高一飞,王斌余案进入二审 如何裁判考验法官智慧,法制日报,2005/09/20转自大洋网http://china.dayoo.com/gb/content/2005-09/20/content_2228555.htm
 
[编者建言]
        王斌余案之所以引起公众极大关注,原因基于以下几点:该案反映出情与法的冲突进而引申出人们对于“正义”的追问;该案反映出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人们深切感受到,和谐社会应该是所有人的权益都有所保障的社会,否则被侵权人也会成为侵权人。
        该案迫使使法学家、公众、司法体制回答:在“后法律移植时代”如何构建我们的价值体系?
        而保障农民工权益,需要的不仅仅是领导批示,更需要切实可行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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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王斌余故意杀人案二审宣判 宁夏高院驳回王斌余上诉》,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10月20日
[2]见杨涛:《该不该免王斌余一死?法学专家回应四个焦点问题》,载正义网,2005年9月14日
[3] 见《王斌余杀人案:底层群体罪与罚的正义之辩》,载新华网,2005年9月19日
[4] 见 马建银:《拖欠工资薪酬罪》,载《法制日报》,2005年9月23日
[5] 见吴革:《欠薪入罪与饮鸩止渴》
[6]见《王斌余杀人案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载《新京报》,2005年09月09日
[7]见《提防王斌余案的舆论偏差》,载《中国新闻周刊》
[8]见姜南:《从王斌余案看刑罚的本质与功能》,载东方法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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