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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中国公民赵燕在美被殴一事,激起华文媒体与民间舆论的大讨论。一个普通的伤害案件,因为发生在关系微妙的中美之间,凸现出两国文化及制度的巨大差异,也刺激了国内的民族情绪,并引发出公共领域在日常话语中被私人化的论题。
 
[案情介绍]
        美国时间7月21日晚11时15分左右,在位于美国和加拿大边境尼亚加拉瀑布的彩虹桥,一名中国公民突遭美国国土安全部多名官员无辜殴打。据了解,这名被打的女游客名叫赵燕,今年37岁,在天津从事健身器材生意。
     赵燕是7月21日搭乘华埠旅游巴士到达美加边境大瀑布美国一侧旅游的。当晚11时左右,赵燕和同车的谢芳(音译)、黄玲(音译)一起来到距下榻酒店不远处一个景点拍照留念。在途经一排房子时,隔着玻璃门赵燕三人看到屋内有几个身着制服的官员正把一个黑人按倒在地。赵燕本想转身走开,却见到其中一名白人官员用手指示意她和谢芳、黄玲进去。以为几位官员需要帮忙,赵燕三人决定进去。但没想到在她们正欲拉开玻璃门之际,警官罗兹却突然直奔而来。谢芳和黄玲被吓得转身就跑,只有赵燕愣在原地。在赵燕惊诧之时,罗兹冲到她身边后,掏出胡椒剂就向赵燕面部喷洒,并以重拳猛击赵燕的头部和面部。随即其他几名官员也开始围上来,一起用坚硬的皮鞋踢踹,至少持续袭击赵燕3到5分钟。
        赵燕被殴后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就此事发表声明,对这一事件表示严重关注,要求美方尽快对赵女士被殴事件进行认真和彻底的调查,并对无视生命、侵犯人权、粗暴施虐的有关人员依法惩处。
        04年7月27日,赵燕开始在纽约接受治疗。虽然事发已有5天时间,但赵燕依旧全身多处疼痛,并伴有神经麻痹、局部身体无法动弹等症状,连服用止痛药都无法镇痛。里根律师透露,在与有关部门协商后,赵燕所有与案件有关的费用都暂时“免单”,最后由联邦移民局负责。联邦政府承诺负责赵燕在美期间的医疗、生活和诉讼费用。
        04年8月11日,美国大陪审团对殴打中国公民赵燕的美国边境执法人员正式起诉;代表联邦政府负责此案检诉工作的纽约西区检察官办公室助理检察长马丁·雷德菲尔当天向赵燕正式道歉。
        美国时间05年9月28日(中国时间9月29日) ,美国水牛城西区联邦法庭宣布庭审结果,殴打赵燕的罗兹被判无罪。赵燕的律师李根对此表示不满,他认为,这是陪审团偏听偏信被告律师以反恐执法严格为由渲染的结果。李根表示,罗兹被判无罪,只是刑事诉讼部分,对赵燕1000万美元的民事诉讼赔偿影响不大。
        在8日发布的文件中说,法庭对赵燕一案进行了听证审理,认为罗兹无罪,但并不认为他没有过失。对此,赵燕代表律师李根、检方代表马丁和被告律师科恩分别表示发表了不同看法。
        美国律师李根说,在此案中,当时正值美国大选最热的时候,那个星期正好是反恐黄色警戒时期,陪审团被被告律师多次反复提醒罗兹当时在执行反恐任务。我确定,陪审团受到了当时有可能遭到恐怖袭击的影响。
检方代表马丁表示:我不认为我们是失败的,这不是输和赢的问题,我们是代表证据。
        被告律师科恩则说,我非常高兴陪审团能够关注证据,他们达成的意见是公正的。
        赵燕的律师李根说,在听到法庭对罗兹的判决后,赵燕表示失望,但她认为她已经向法庭陈述了一切,目前不愿再面对美媒体。
        赵燕被殴案以及公众反应折射出的很多耐人寻味的问题
       

        中美法制文化的差异
        一些专家学者分析说,赵燕之所以败诉,主要是与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的特点有关,在刑事起诉中要将被告定罪很难,而要逃脱制裁则非常容易。因为证据的负担全在检方一边,而辩方只要指出其中任何一处有疑点,便可以导致陪审团无法将被告定罪。此外,中国西南政法大学中西比较法教授王威认为:赵燕在案发时和庭审中的不当表现,导致败诉。
        其一,做了不该做的动作。案发时,美国警察命令赵燕“别动”,赵虽然马上站住,但第一反应却是把手放进包里,美国警察以为赵要掏武器。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警察喷辣椒水和动粗,就被认为是在履行公务,属正当执法范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教授指出,“相对来讲,除了语言障碍外,欧美国家的执法环境与执法态度与我国有很大的不同。国内一些人不愿意涉入警事,一般情况下看到警察靠近或示意询问,第一反应常是迅速离开,这在西方是不合适的,在美国,一旦有警察示意你接受检查或盘问,你首先不能跑,一定要动作放缓,把手张开,一定不要把手伸到包里或衣兜里。赵燕事件中,警察招手让她们进去,她的两个伙伴却赶紧跑开了,更被认为是有犯罪嫌疑。大胆地进去和他们解释或交涉,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种结局了。所以我觉得国人出去旅游或公干应对对方的法律和文化有个基本认识。”
        其二,去了不该去的地方。赵燕未经允许,就走向美国国土资源部设在美加边境上的办公室,并向内探头张望。当时,警察刚刚抓捕到一名携毒人员,看到向内张望的赵,立即生疑,加上赵的不当举动,误会就发生了。
        其三,签证内容与实际不符。辩方律师当庭指出,赵燕的签证本身就非法,立即引起陪审团及法官不小震动。赵所持为商务签证,目的是赴美商务考察,但在美活动却是办木材加工厂,超出签证范围,因而构成身份非法。赵的不良信用表现,大大削弱了其证词的分量。因为在美国法庭,法官和陪审团除了对证词本身的正确性进行判断外,更注意的是证人本身的信用记录。
       其四,案发后,赵燕通过律师向美国国土安全部提出民事诉讼,索赔1,000万美元。这宗民事诉讼也可能左右了陪审团的裁决,使陪审团怀疑赵的动机。辩方律师指出:赵燕有“千万个”理由作假供,比如,赵燕在律师安排下召开记者会时坐轮椅出席,但医生却证实其伤势没有影响其步行。
       另外,赵燕当庭痛哭,并屡次中断作证,令人反感。而罗兹从始至终都正襟危坐,陈述时没有情感表现。有一次,在赵燕完成陈述后,法官宣布休庭,赵燕却突然提出要再说3分钟,当即被法官制止。赵不知道,在美国法庭,被告和原告双方发表证言的时间,也必须体现公平性,一方15分钟,另一方就只能15分钟。总之,证据不足、案发和庭审时表现不当,是赵燕败诉的主要原因。
       

         媒体的普遍情绪化误导国人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当晚发表声明,对法院的裁定表示“震惊和遗憾”,希望美方切实维护赵女士的合法权益,慰藉其受伤的身心,并对美方向赵燕施暴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中国官方媒体早在审判之前,就给该案定了性,进行了一面倒的报道,诸如“赵燕无端被打一案”的说法充斥报端,误导大陆民众。
  在此案进入一审后。很多中国媒体对这个案子进行了大量的报导。他们一般采取“赵燕无端或者无辜被打一案”的说法。新华社九月一号纽约电说:“中国公民赵燕无端被打一案的庭审作证于8月31日在美国布法罗市的联邦西区法院结束,控辩双方在31日的庭审中进行了更加激烈的交锋。”
       中国新闻晨报使用了《赵燕陈述美民众落泪被告律师受法官申斥陷被动》的标题,并且一再引述受理赵燕民事诉讼的美国里根律师事务所的中国部主任孙澜涛的话说:“形势对我们越来越有利了”。
       中国北国网的报导谈到被告的时候用了这样的标题:《暴打赵燕的恶警─美国国土安全官员罗兹》。
       这些国内媒体进行的舆论判决,一面倒向赵燕;且国内有媒体介绍美国新闻界如何报导这个案子。中国的民众除了从官方网站或者官方媒体上面得知案子在美国审讯的情况之外,得不到全面和真实的情况,从而对这个案子产生了很多错误的印象,认为赵燕胜券在握,因此当美国纽约西区联邦法院在陪审团裁定被告无罪的时候,引起中国各界强烈反响。
        同时,此案也凸现出国内媒体对美国法律制度的无知。
        新华社援引天津媒体工作者小林对审判结果的愤慨说,“这个结果是不公正的,美国政府应该端正立场,给赵燕公正的裁决。”在这个案子里,起诉警察的一方,是美国政府的行政部门。作出最后裁决的,是联邦法庭的陪审团。在这个案子的审理上,检方作了大量的工作,尽了最大的努力。据报导,满头银发的检察官里特费尔德曾经表示非常希望在自己退休之前赢得这个案子。
     人民网等不少网站转载了新闻晚报的一篇文章,其中一个小标题说“赵燕称要上诉”。但是下文说的是“她表示,自己将在近期内提起民事诉讼,但具体日期尚未公布。”很明显该媒体记者不懂得“上诉”一词的意思。倒是控方代表里特费尔德表示,自己已经尽了全力。联邦陪审团的裁定是在听取了控辩双方的证据和陈述之后作出的,这一裁定是最后裁决,他不再寻求上诉。
     最重要的一点是,许多媒体竟然在标题中使用了“赵燕败诉”的字眼,千篇一律相互传抄。实际上,这个案子是美国政府起诉罗兹,罪名是他涉嫌过分使用警力,侵犯了赵燕的公民权利。代表控方出庭的是美国联邦助理检察官里特费尔德。他不是赵燕的律师,而是代表美国政府起诉罗兹的联邦检察官。败诉的是美国联邦政府而非赵燕,赵燕在此案中是证人的角色。由纽约罗斯里根律师事务所孙澜涛律师代理的是赵燕的民事伤害赔偿案件,已经向美国司法部门提出,赵燕为精神和肉体上所遭受的损失提出要美国政府赔款一千万美元的诉求。目前这个案子刚刚向法庭提出,还没有开始审讯。
        

        个体与共同体        赵燕在美被殴后,声称打这个民事赔偿的官司,“是为了民族的尊严”。此语引起一片舆论哗然。04年8月,作家王怡在《新闻周刊》撰文《赵燕只是赵燕一个人》:“动辄把个人的际遇或言行,和一个抽象的共同体的名义捆绑起来,把荣誉、更多的时候是把责任和负担强制性地传递给共同体的其他成员,等于是精神领域中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赵燕被美国警察殴打,激起华人舆论不大不小的浪花。她一面提起500万美元的赔偿之诉,一面动情地声称打这个民事赔偿的官司,“是为了民族的尊严”。我同情她的遭遇,更支持她要求赔偿的维权行动。而且美国司法制度中有两件东西我们目前没有,基于这两个技术性的细节,赵燕的高额赔偿诉求大有可能胜诉。
  第一个,是民事赔偿与刑事诉讼分开。因为民事诉讼对原告举证的证据门槛比较低,采用的是证据优势原则,这原则就是,哪怕我的话听起来比你的话多出百分之一的分量,就是我赢。但刑事诉讼是排除合理疑问的原则,只要被告对公诉人的证据提出一个合理的疑问,国家公诉方不能把这个疑问解释清楚,就是被告赢。这样就非常有利于遭受侵权的受害人得到民事赔偿(赵燕案中,这个赔偿事实上由美国移民局来付)。但在中国,受害人提出的民事赔偿只能附带在国家提起的刑事诉讼中,这等于在证据问题上人为地提高了获得赔偿的门槛。所以赵燕如果在国内被警察殴打,获得民事赔偿的机会至少会减少一半。
  第二点,在美国有针对人身伤害的“惩罚性赔偿”。就是在受害人遭受的可以被计量的损害之外,还会考虑加害人的恶意和赔偿能力,以高额的赔偿金对侵害行为施以惩戒。赵燕案件是由政府赔钱,赔偿能力方面基本上不用考虑。赵燕能不能拿到巨额赔偿,主要就看嫌疑人罗兹督察的恶意程度了。但在我国,除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欺诈行为给予所谓双倍赔偿外,侵权法领域至今还没有承认过“惩罚性赔偿”的概念。所以赵燕如果像孙志刚一样被广州警察殴打,她得到高额赔偿的可能性又将减少至少七成。
  说实话,要赔偿是天经地义的。如果赵女士能拿到500万美元,我只会替她高兴,绝不会心生觊觎--但赵女士声称要赔偿是为了民族的尊严,就有些令我动心了。
  赵燕若是以她个人的名义去打官司,便以她个人的名义去拿钱。若是要求舆论以民族尊严的名义支持她,按我的推理,赵女士大概是打算把将来得到的赔偿金拿给大家分。但遗憾的是她至今还并没有作这样的表示。
  也可能,这仅仅是出于一种习惯。一种非常不好的逻辑习惯:动辄把个人的际遇或言行,和一个抽象的共同体的名义捆绑起来,把荣誉、更多的时候是把责任和负担强制性地传递给共同体的其他成员,这等于是精神领域中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在“十诫”中,有“不可妄称主的名”之说,这是出于基督徒对上帝最起码的敬畏和信仰。换成现代政治的“人民主权”理念,那就是不可妄称人民(民族、国家)的名。因此就像妄称上帝之名的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得出一系列结论,妄称人民之名的人,一定不相信人民主权。动辄以民族的名义行事的人,其实不一定是民族主义者。
  在我们周围,像赵燕这样动辄引用人民的名义、引用民族国家的宏伟叙事为自己的话增添正当性,几乎已经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好像一件事如果只以自己的名义,就底气不足,就失去了光环和崇高中的晕眩感。随手举两个例子,一是读书时看到张东荪劝梁启超一定要保重身体,他就是这样开头的,“我以四万万人民的名义向你提一个建议”。另外去年看一场世界小姐选美,一个中国的美女身着比基尼,自我介绍时用非常骄傲的口气说,“我来到这里,代表了12亿人”。我差一点就喷出饭来,不知道她浑身下上到底哪一点代表了中国人民。
  赵燕说没有祖国舆论的支持,打官司要钱的事她就不能坚持到今天。这也是煽动国内非理性情绪的矫情之言。事实上她7月21日被殴打,22日罗兹就被警方逮捕并移交检控部门。这时候国内的“人民”还并不知情。27日,她填交了“纽约州犯罪受害人福利申请表”,美国政府在是非尚未审理之前,将无限额地为她支付一切医疗费用。
  赵燕的案子将得到一个较满意的结果,基本上并无疑问。决定这一点的主要是案发地的国内法治秩序,而不是把法律问题外交化、政治化后产生的力量。前一种秩序只把赵燕当作赵燕一个人,反而容易得到公正。后一种力量看似宏伟,但恰恰不把赵燕当赵燕。
在案件已顺利进入当地司法程序后,无论国内的官方还是民间,一种泛政治化的姿态都有害无益。”
        王怡此文在网络上引起巨大争议,反对的观点大致几类,一是以道德说话,抓住王怡的粗口,指责他冷血,对普通人冷漠无情;一是认为赵燕挨打就是中国人挨打,所以赵燕代表一下中国有何不对?再者,赵燕一弱女子挨打了,情急之下喊一下中国人民以壮声势也可以理解。针对此种观点,网友于仲达发表评论对王怡表示支持:“关于赵燕被被美国警察殴打一事,激起华人舆论,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王怡的《赵燕只是赵燕一个人》更是触发讨论。对于此事,我认为首先弄清楚问题最为重要,赵燕为何被打?即使是无故被打,我也不同意赵燕口口声声说什么“是为了民族的尊严”一类的话语,这种动则上升到民族感情的煽情之说极有触发激进行为。我们对待一件事情,不是从个人的理解出发,而是找个宏大话语作铺垫,常常把一个问题无限上纲。正如王怡所说的那样,在我们周围,像赵燕这样动辄引用人民的名义、引用民族国家的宏伟叙事为自己的欲望撑腰、为自己的话增添正当性,几乎已经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好像一件事如果只以自已的名义,就底气不足,就失去了光环和崇高中的晕眩感。也失去了令人围观的表演性。
        在一个个体意识极为匮乏的社会里,连个人观点的表达也要拉个牢靠的靠山,这样的思维方式常把一些问题搞糟。为什么赵燕的问题不是赵燕的问题而却变成了“是为了民族的尊严”的问题呢?明明是一个人的事情,为什么就成了祖国舆论的问题?赵燕问题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能把法律问题外交化、政治化。的确,在一个案子已顺利进入当地司法程序后,国内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一种泛政治化的姿态都有害无益。我们中国人还没有习惯于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而经常以感情和所谓的爱国民意曲解案件。所以,首先要弄清楚整个事件的原由,这要经过调查。 8月4日,天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的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赵燕于2000年6月申领了因私出国护照,曾3次去韩国。赵燕本人是天津一家工贸公司的法人代表,经营范围包括健身器材、服装、服饰等。也就是说,赵燕因私出国,具体不知是做什么,是否违反当地法律,或者涉嫌做了什么。处理赵燕一事,涉及到美国的司法问题,处理方式肯定不同于中国的司法制度,对此,华文报纸呼吁的作用在于,监督处理的结果是否公平,这些当然跟民族尊严有关系,在弄明白问题前,不能感情用事。
        值得深思的是,国人面对次类事情,总是失去理性,陷入民族主义的思维怪圈中,爱国主义很好,民族主义糟糕。赵燕被打折射出来得讨论,暴露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极端的混乱。
        个人就是个人,国家就是国家。中国人重视整体观念,看重血统、种族 、门派、 集团,有一种狭隘的民族自大狂,但从来没有凝聚力,和平时期高唱团结,变故来临的时候表现为分崩离析,一盘散沙。
        在这个缺乏个体意识的国度里,是缺乏真正爱国者的,只有一群“爱国贼”和“爱国秀”,正的爱国者从来不包装炒作自己,更不会声嘶力竭喋喋不休地把爱国挂在嘴边。他们深知只有人民的幸福生活才是爱国的不竭源泉,因而他们但问耕耘,默默独行,以人格良知和道义尊严致力于追求社会制度的公平公正,致力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致力于使弱势群体得到更多温暖救助……在赵燕被打的讨论里,我看到了过多的“阿Q式的爱国者”,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必定是一个精神上经过自我启蒙行动上做到自我担当的独立个体,这样的个体才能对别人和国家负责,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法理思考]
       “一案两诉”的学理分析与美国法律制度[1]
         这里所说的“一案两诉”,有着特殊的含义,指的是发生了一起具有法律意义的犯罪事件以后,各方当事人分别启动刑事和民事两个诉讼程序来解决纠纷。这种做法绝不是说要对涉案的罗兹启动两次刑事司法追究,因为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明确规定了“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被审判两次以上”的“一事不二理”原则;但它也明显不同于我国实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因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仍是一个诉讼,并以刑事审判为主,刑事上的认定说明并代替了民事上的认定,而“一案两诉”则是两个诉讼:一个是刑事诉讼,另一个是民事诉讼,它们之间相互独立而并行不悖。 
        具体来说,“一案两诉”中两个诉讼的不同点如下: 
        其一、诉讼目的不一样。在“一案两诉”中,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追求“社会正义”,让犯罪者受到刑罚,可能是坐牢甚至是死刑;而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实现“个体正义”,主要是让败诉方付出经济方面的赔偿。由于赵燕被殴一案的肇事者是美国的公务人员,所以不但涉及肇事者的刑事责任问题,即媒体报道的“最高10年监禁以及25万美元的罚款”,而且会涉及美国的政府赔偿问题,即媒体报道的“500万美元赔偿”。两个诉讼的不同目的,也决定了本身重要性各有不同。通常刑事诉讼往往优先进行,当然这不绝对。 
        其二、诉讼主体不一样。在赵燕案中,刑事诉讼是由当地检察官发动的,被告人是罗兹(他同时兼为证人),检察官与罗兹构成了刑事诉讼的控辩双方。这体现了国家公诉主义的传统。而民事诉讼由赵燕律师代表其提起,罗兹及联邦移民局应该作为共同被告。由于诉讼主体不一致,所以法院标明的案件档案标题也会有所区别。 
        其三、法律依据不一样。按照美国特里诉俄亥俄州一案确立的“阻留拍查规则”,警察如有理由怀疑调查对象身上有武器时,可以要求对方站住,从外边拍身,当“拍”到像武器的东西时可以把手伸到对方衣服中去。当然,在对方逃跑时可以采取必要的强制手段。这一规则后来陆续为许多州采用,颁行为各自的搜查法令。从赵燕案的情况来看,涉案的罗兹主要是超越法律规定滥用了执法权力。因此,在刑事诉讼中,据报道他正是被以违反联邦刑事诉讼法关于“阻留拍查”的规定及州相关法律而起诉的。另外,中国有国际法专家提出其行为违反了联合国1984年《禁止酷刑公约》,完全符合酷刑罪的基本特征,可以据此起诉。但从案件进展来看,美国联邦检察官未作此考虑。 
        而在将来的民事诉讼中,赵燕的律师表示一切都要围绕美国法典第42编第1983条展开。该条规定,任何人以各州的法律、条例、法规、惯例或习惯的名义,剥夺宪法与法律赋予美国公民或其境内其他人的任何权利、特免权或豁免权,或者导致上述权利等被剥夺的,均应当对受害者承担责任。基于罗兹是在执行公务中实施的打人行为,其所代表的联邦移民局应当承担直接的赔偿责任。从以往的判例来看,赔偿责任包括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两部分,而惩罚性赔偿是没有额度限制的,往往“上不封顶”,呈现数额越来越大的趋势。 
        其四、诉讼程序不一样。在赵燕案中,两种诉讼均既可实行陪审团审,又可以实行法官审。但刑事诉讼的一般程序为案发、逮捕、立案、提审、认罪协商、证据开示、审前动议、挑选陪审团、审理、总结陈词、裁决及上诉;民事诉讼的基本程序为起诉、立案、答辩、证据开示、审前会议、挑选陪审团、审理、裁决及上诉。另外,前者的陪审团审理必须达成一致的决定,否则案件要重审;后者通常只需达到“9:3”的共识,即可判案。 
        其五、证明标准不一样。美国刑事法律建立在无罪推定的基础上,为了避免无辜的人被定罪而设置了较高的门槛,特别是很高的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也就是说,在赵燕案的刑事诉讼中,若要法庭最后判决被告人有罪,控方的证明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在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要低得多,一般表述为“证据优势”的标准。也就是说,原告提供的证据仅要比被告的有说服力。用数学概率来表示,刑事诉讼中控方需要90%以上的证明,民事诉讼中原告只要证明其主张有51%以上的可能性即可。 
        因此,“一案两诉”的两个诉讼结果可能没有必然的吻合性。辛普森杀妻案就是如此。而在赵燕案中,从现在报道的资料来看,应该说存在很多有利于赵燕的证据,身上的伤痕还未消失,多名目击证人提供了证词……但有关证据能否满足刑事诉讼严格的证明要求?能否驳斥被告人罗兹的辩解?这些都是极大的未知数。如果法庭最终以犯罪证据不足为由作出无罪判决,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同样的证据若用于民事诉讼,则满足证明标准要容易得多,赵燕胜出的可能性显然也大得多。 
        美国“一案两诉”的制度设计有其特色和优势,属于高度发达的“证据裁判主义”的产物。其理论内涵是,对案件事实的揭示要靠证据的重构,人们在不可能再现过去的情况下,只能以证据作为判断标准;同时,刑事、民事诉讼所涉及的法益不同,当然证明标准不能是一个样。而中国奉行的主导法律思想是可知论,虽然操作上也是以证据为中心,但认为案件事实是可知的,因此一旦借助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则刑事诉讼及所附带的民事诉讼都采用同一结果。以这种法律观念去理解美国法律,自然容易产生“一个事实、两个判决结果”的困惑,认为美国法律体制存在逻辑错误。诚然,美国的证据裁判主义及抗辩体制有其弊端,它发展得越完备就越有向金钱诉讼的方向靠拢之嫌。有人批评说,在美国有钱就能请到好的律师,获得一流的法庭科学专家的支持,案件就胜券在握。 
        回到赵燕一案,“刑民两诉”之间也存在密切联系。毕竟它们都是基于同一案件事实而展开的,有关证据可以相互使用,甚至完全一致。目前刑事诉讼已经开始,美国司法机关要对殴打行为进行取证。这些证据显然不仅可用于刑事诉讼。在刑事诉讼审结后,赵燕及其律师就可以接触到刑事调查的证据材料。这样一来,启动民事诉讼就会水到渠成,不仅付出的诉讼成本不多,而且胜诉的几率将大大增强。有人预言,赵燕在民事诉讼中可能不待法官裁判,就通过庭外和解实现了诉讼目的。这一说法不无道理。 
 
        赵燕被殴是否涉及民族尊严
        吉登斯在《社会的重构》一文中认为,原有社会结构对人们的制约在于它会内化为一种观念结构而进入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在他看来,这种观念结构是一种“实践意识”,而这种“实践意识”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某一种思想体系或理论形式,它以“集体无意识”形式而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领域,表现为生活中的日常化和惯例化。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那些大量发生、而我们习以为常的、不为人注意的点滴小事中,人们几乎在下意识中使用的话语、用词、思维习惯和行动方式即折射着传统的社会文化心态和结构,实际上,前者深受着后者的影响,只是不为我们所觉察罢了。因此,要研究一个社会,无论是经济也好,政治也好或其他什么的,细细观察分析人们的语言习惯、思维习惯和行动逻辑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当我们动辄以“公共”的名义发言,本身就是中国古代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不分、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之传统的折射。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个人、社会与国家三者相对独立,私人领域(或私人空间)与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界限分明,它要求严格地限定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权限范围。做这种限定的必要性在于,防止公共空间忽略乃至吞没私人空间,以确保个人权利不受公共权力的侵犯。而要确立起个人的主体地位,确保个人权利不受任何他者包括个人、团体和国家权力的侵犯,确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是必要条件。实际上,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是相互规定、相辅相成的,互相成就着对方。它要求任何个人(与公共角色相对的个人)不得随意以公共的名义说话。只有这样一种的严格限定,才能使个人利益不会因为任何一种漂亮的名义而受到侵害。否则,所谓个人正当权益、个人主体地位等等统统是空话。
        如果赵燕被殴是因为她的国籍与种族,很明显民族尊严在此案中受到了损害。但此案从发生到审毕,均未发现有美国警官辱华的情节存在。
另外,国家有依法保障公民人身安全的义务。外交部曾就赵燕被殴事件发表的声明,是履行国家对公民义务的体现。
 

[编者建言]
        我们该向美国司法制度学习什么
        美国社会及司法机关对赵燕被殴一案的处理,折射出美国社会与司法运行的几个特征。其一,该执法人员以往的不良好表现记录能迅速被媒体披露公布,说明美国执法人员的执法表现处于透明度较高的受控状态;其二,事件发生后,美国的媒体可以自由迅速不受封锁地对事件进行报道,说明美国的媒体对人权保障的监督在有效地起作用;其三,面对美国政府执法人员对外国公民的人权侵犯,美国的律师能毫无后顾之忧地立刻承担起维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责任,说明美国的律师能及时为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其四,赵燕受伤后,不但能在美国及时得到治疗,还能从一个美国的受害人权益基金得到所有医疗费的资助,这说明受害人的治疗在美国得到一定的保障;其五,美国的司法机关不因为被告是政府执法人员而拒绝受理案件,说明美国的司法机关对保障人权起到有效的法律监督作用;其六,美国执法人员在受到指控后,在还没有被法院裁定有罪之前,已经立刻被停职反省。说明美国的执法人员在面对指控时只代表他个人,而不代表美国的全体执法人员,也不因为他属于执法人员而受到政府机构的庇护。这种法治社会的惯常状态是值得国人深思的。
        脱离泛政治化的道德姿态        中国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政治构造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浑融不分。造成这样一种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原因即在社会关系伦理化,它家庭关系引申到社会领域,用家庭伦理关系架构全部的社会关系,以至将公共领域中的一切社会关系统统变成两人间的直接关系,由此而使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私人化。梁漱溟先生就曾指出:旧中国之政治构造,人们但知有君臣、官民上下之关系,而不知有国民、国家与团体之义务。梁漱溟这里所谈的“国民”这一概念,实际就是现代意义的公民概念。而中国社会到目前为止,个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构造和话语语境下,个人却动辄以公共名义说话,不仅权力者个人假天下之公行一己之私,就是普通人也要么就是“我们群众”如何如何。
        中国社会现在正向着现代社会迈进,传统文化中的许多道德伦理有其宝贵价值,不可否认现代性本身也有许多问题。我们若真想建立起真正意义的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我们就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清理,对我们的日常话语语词进行清洗。没有这样一种清洗而拿来便用,在一切问题上都只知强占道德制高点,那么,传统文化中积淀的沉疴将会成为现代性种种问题的土壤和激素,不仅不能消除现代性的种种问题,反而使这些问题得到催生和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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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 刘品新:《“一案两诉”的学理分析与美国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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