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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经过五次尸检、六次死亡鉴定,每次的鉴定结果都不尽相同,至今仍未审结的黄静案似乎不符合本辑《影响性诉讼》的选择标准:的确曾引起巨大轰动,但那是去年的事儿了,信息爆炸时代公众的目光很难长久停留。
  但随着2005年2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通过、10月1日开始实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2005年9月29日司法部颁布的《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和《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而开始并加速进行的我国司法鉴定改革,让人联想颇多:这一结果与黄静案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如果真如该案援助律师吴革所说:“当个人、或者个人的亲友生命、健康遭受非法侵害时,需要公安机关及时公正侦破,但公安机关既主管案件、立案侦查,也主管司法鉴定。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所谓明显的错判还有审判监督的渠道,但对于一张司法鉴定,却往往没有纠正的办法。希望通过黄静案改变这种状态。”那么,黄静案的影响初现。
  也许我们会乐观地估计:随着司法鉴定改革的推进,曾让公众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产生空前非议的黄静案很快会水落石出。
  也许我们乐观不起来:仅仅有较为完善的司法鉴定管理制度是不够的。
 

[案情介绍] 
        黄静案[1]
       2003年2月24日上午,黄静被人发现裸体死于其工作的小学宿舍,全身覆盖折叠平整的棉被,遗体(双手、双腿、胸、颈等)有多处多类伤痕,现场的卫生纸团遗留有男性精液。当天凌晨,其欲分手的男友姜俊武自称在其宿舍留宿(其供述认定从2003年2月23日7:00至2003年2月24日凌晨6:50姜一直与黄静在一起)。雨湖区公安分局法医吴建群,看了尸体,得出自然死亡的结论。
        2003年3月6日,湘潭市公安局做出潭公检字(2003)第204号《尸体检验鉴定书》,认定黄静“系患心脏疾病急性发作导致急性心、肺功能衰竭而瘁死”。家属认为,黄静从来没有心肺系统疾病,因此要求复检。
        2003年3月9日,黄静母亲黄淑华在互联网上发出文章《女儿,黄静女儿,你听见了吗?妈妈声嘶力竭,在为你鸣冤叫屈!》。此后,黄静案在互联网上开始得到关注。同时,互联网也成为黄静的家人为其伸冤的平台。
        2003年5月7日,湖南省公安厅刑侦局作出(2003)湘公刑技第93号《法医学鉴定书》,认定黄静系“因肺梗死引起急性心力衰竭与呼吸衰竭死亡”。家属对此次复检结论的科学性、公正性和全面性仍持基本怀疑态度。
        2003年6月2日,姜俊武被刑事拘留。
        2003年6月8日,湖南省公安厅刑侦局再次做出《湖南省公安厅刑侦局法医学鉴定意见书》(2003)湘公刑技第210号,结论仍然认定“黄静系肺梗死致急性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同时认为“其体表外伤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成为一个间接诱发因素”。
        2003年7月3日,黄静家人所委托的南京医科大学著名法医学专家对潭公检字(2003)第204号《尸体检验鉴定书》、(2003)湘公刑技字第093号《法医学鉴定书》及湖南省公安厅(2003)刑技字第102号“物证检验报告”等三份鉴定书进行法医学理论审查,并以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所的名义出具《书证审查意见书》(南医鉴[2003]审字第16号),作出了与湖南省公安厅、湘潭市公安局完全不同的鉴定结论:1、黄静属非正常死亡,因风心、冠心病或肺梗死猝死根据不足;2、尸体有进一步检查的必要。由此,为了取得一次公正的尸检,黄静的家人开始向有关部门递送申请,要求其开出尸检委托函,允许家属自行委托社会上的有国家资信能力的法医鉴定单位对黄静的尸体进行再一次的检验鉴定,以求查出其真正的死因。
        2003年7月8日,湘潭市人民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姜俊武。
        2003年7月18日,湘潭市检察院要求湘潭市公安局在移送起诉案卷前完成家属要求的再次尸检,湘潭市公安局答应给死者家属开出尸检委托函,并全力配合再一次的尸检。但是,湘潭市公安局又于7月25日不同意了,称马上要将案卷移送检察院,让家属到时向检察院申请尸检委托函为好,可是又一拖再拖向检察院的案卷移送。8月1日(星期五)下午,他们在明确表示不同意再一次尸检的情况下,又突然将案卷移送检察院,而检察院又无时间和可能在当天即刻开出委托函,由此使得中大的法医鉴定处于“非法”的状态。
        2004年2月2日,雨湖区法院通知家属,准备请示最高法院对黄静死因重新鉴定。
        2004年2月8日至13日,家属上访全国人大、国务院信访厅、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全国妇联等部门。
        2004年3月5日,姜俊武被取保候审。
        2004年3月8日,关于黄静冤案致全国人大,政协第十次会议呼吁书,获37名教授学者签名支持,并列入1342号提案。
        2004年3月22日,国家司法部法医来湘潭鉴定,在工作中发现原保存在湘潭市公安局法医技术室的黄静内脏器官标本不复存在,遂中止鉴定。并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法医鉴定中心终止鉴定合同情况说明”。
        2004年6月30日~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法医鉴定中心组织法医到湖南对黄静遗体进行再次解剖鉴定。
        2004年8月25日,人民大学法学研究院教授高铭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赵秉志和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接受邀请,在共同审查了包括笔录、物证在内的32项证据后,就黄静被害一案进行了论证。四位专家认为,对姜俊武行为应定性为强奸未遂,建议审判机关在10年有期徒刑以上量刑。
        

         司法鉴定改革
         2005年2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该“决定”于10月1日开始实施。
        2005年7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已于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从依法履行职责、确保审判工作的中立地位,维护人民法院公正司法的需要出发,积极稳妥地完成人民法院撤销司法鉴定职能的任务。通知还要求各级人民法院积极组织开展人民法院不设鉴定机构、不再进行自主鉴定业务后如何加强司法技术工作,保障审判工作顺利进行的专题调研工作,稳步、有序地做好司法鉴定人员职能的调整工作。最高法院负责人还透露,为贯彻落实《决定》精神,按照中央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部署,最高法院在组织实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同时,将组织开展加强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工作的调研活动,并着手研究制定《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工作管理规定》,同时废止《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和《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2]。
        2005年9月29日,司法部颁布《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和《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
 

        期待黄静案推动司法改革[3]
  五次尸检,六次死亡鉴定,为何每次的鉴定结果都不尽相同?在黄静案一步步趋向明了时,公众和法律界对司法鉴定的诘问也接踵而至。
  吴革认为,这正是黄静案拓展的一个重大意义,即促进司法机制的相关改革,“当个人、或者个人的亲友生命、健康遭受非法侵害时,需要公安机关及时公正侦破,但公安机关既主管案件、立案侦查,也主管司法鉴定。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所谓明显的错判还有审判监督的渠道,但对于一张司法鉴定,却往往没有纠正的办法。希望通过黄静案改变这种状态。”
  据吴革介绍,在庭审中,被告人姜俊武及其代理律师提出的数个证据都是为了证明姜与黄静关系好,“他们强调姜俊武是黄静的男朋友,虽然黄静死亡时身上有伤痕,也不存在强奸。而我们认为强奸的基本含义是违背妇女意志,即便是结婚也有婚内强奸的犯罪。被告律师甚至提出姜还是比较有人性、尊重妇女的。我就想,如果他的性行为导致黄静死亡了还是有人性的,那么我们的道德标准是不是降低了?”
  “现在,我们能使的劲已用了98%了,实现司法公正下一步就推给了法院。”吴革认为,期待黄静这样一个个案推动司法改革的步伐才是民众热切关注它的理由:“更多的时候,法医鉴定的结论对于一个人的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黄静经历了5次尸检,每一次的结果都不相同。这事实上也不能完全说是某一个人的错误,而是体制的原因。”
       

        黄静命案呼唤终局鉴定体制[4]
  在这一案件中,鉴定结论无疑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但反反复复的鉴定早已让公众陷入了困惑。
  笔者认为,不妨尝试建立“整合鉴定资源,构建终局鉴定”的体制。具体讲,就是确立鉴定人名册制度,整合鉴定资源,成立由全国各鉴定领域的权威专家组成的终局鉴定委员会,实现全社会的鉴定资源共享。鉴定结论出现不一致,应由法官裁决提请终局鉴定委员会进行专家会诊,并且做出前两次结论的鉴定人应当参加会诊,会诊后的结论为终局结论。            为增加这一机制的透明度,在现有的立法基础上,还应当明确鉴定人和专家必须出庭接受法官和当事人质询的制度。
  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鉴定结论与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甚至是案件中“一纸定生死”的关键证据,任何一个鉴定者都不能以一种“游戏”式的态度,对鉴定结果轻易下结论。
 î黄静案:以谁的鉴定结果为准[伍]            
  鉴定结论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种证据,必须具有权威性与公正性,而我国目前由于缺乏统一的鉴定立法,导致司法实践中的鉴定存在许多问题,继而影响正确的定罪量刑。            比如,法律没有对鉴定次数作出限制,而我国也没有权威的鉴定仲裁机关。复杂案件的鉴定一旦开始,就如同走入一个司法怪圈,按照不同机关的利益需求来回往复是常有的事。人命关天的大事,有时变成带有感情色彩的部门之争,甚至经济利益之争。
  这种“多头鉴定”的状况,不仅造成了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还易引发扭曲司法公正的后果,使各负其责变成了无人负责。因此,当务之急在于对现行司法鉴定制度进行改革。
  最好的选择,是使鉴定制度改革与诉讼体制改革保持同步,在由专门机构对司法鉴定进行管理、规范的前提下,将官方的司法鉴定改革与法庭专家证人的引入结合起来,使科学原理与案件事实在辩论、质证中得以越辩越明。
      

        从司法鉴定看司法改革[6]
       2005年2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司法鉴定体制改革取得了标志性成就。
  改革司法鉴定体制,是司法鉴定改革的关键和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分别通过规定鉴定组织、鉴定人、鉴定监督、鉴定组织和鉴定人法律责任等事关司法鉴定工作的核心性体制事宜,基本安排了符合我国现阶段司法状况的司法鉴定体制的管理制度。这一规定,对诉讼当事人和法院进行诉讼活动,都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权利。通过严格的法律规定,使当事人对诉讼过程中寻求以鉴定为内容的技术服务有着更加广泛的空间,如鉴定机构向全社会有条件的开放之后,当事人可以获取更为广泛的专业司法服务。同时,当事人享有了一套更为严格、明确的机制和保障的鉴定服务。对当事人而言,传统的鉴定“权力”已经转化为鉴定“服务”,从被动接受已转为主动选择。最后,当事人增加了对诉讼的可预期性。在现代诉讼活动中,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私权享有更多的预见性和处分性,这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与延伸。
  其次,有利于保证法院公正执法。通过设计以开放、监管鉴定服务业为主要内容的司法鉴定改革决定,可以畅通法官依靠鉴定、依靠科学的信息渠道。同时,可以使法官真正做到排除任何利害关系,对鉴定结论的判断做到无偏私。另外,从根本上看,还可以树立法院的司法权威,化解社会矛盾。
  我国司法鉴定体制的重大改革,体现和贯彻了明确的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的价值目标,这与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加强和完善司法鉴定体制,是对既有司法改革成果的一种内在要求,也是巩固司法改革成果的重要手段。比如,我国诉讼模式中不断吸收当事人主义的诉讼规则,就要求在司法鉴定领域,司法机关应尽快完全退出从业者行列,从而恢复其中立裁判者的理性面目。
  司法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对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也需不断推进、完善和巩固。只有这样,才能早日实现党的十六大所提出的我国司法改革的宏大目标。 
    

      “决定”不足之处[7]
  郭先生(男,某公司经理):现在很多部门都在“依法打架”,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个问题,不同部门可以根据各自的部门法发表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在司法鉴定中,也屡有让老百姓不知所从的事情发生,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部门都有鉴定部门,一打起官司来,往往互相矛盾,扯皮得很。
  现在《决定》明确说司法鉴定归属司法机关,明确了主管部门,这比较好。
  马先生(男,政府工作人员):《决定》虽然明确了主管司法鉴定的部门,但是对司法鉴定的收费却没有明确标准,只有一句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确定”。现在打官司做司法鉴定动辄数千上万,一般的老百姓根本无力支付。因此司法鉴定的收费对老百姓来说更为直接重要。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老百姓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还是有很大的难度。
  王旭明(广东易春秋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广州市海珠区人大法工委委员):《决定》一个进步的地方是鉴定人员自己签名负责制。以前鉴定人员出具司法鉴定报告是由鉴定机构负责,但事实上由鉴定机构负责某种程度上就是没有人负责,这也会成为司法鉴定可能产生不客观公正的因素。《决定》实施个人负责制,就促使了鉴定人对自己的工作负责、对自己的名誉负责,结果将相对比较客观。
  不过,《决定》还有一个缺陷,它没有明确谁能发动司法鉴定,没有明确司法鉴定的权限。以前的司法鉴定只接受公检法的鉴定委托,现在该由谁委托?律师是否有权委托?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就可能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一定的问题。
  《决定》出台是否就能彻底解决司法鉴定结论不尽相同、甚至相互矛盾的问题?邬耀广给出否定的答案。他说,“每个鉴定人对问题的看法不同,鉴定结果出现差异也是正常的”。《决定》明确各鉴定机构互不隶属、相互独立,“不存在上下级关系”,更有可能出现差异的结果。但邬耀广认为,老百姓以前总是认为侦察机关的鉴定“更有分量”,想方设法希望职能部门出具鉴定,《决定》肯定了司法鉴定机构的独立性,并禁止侦察机关内部鉴定机构对外接受业务,对传统观念进行了纠正。
  广州市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钟闻东对《决定》的出台表示了谨慎的支持。他认为《决定》对司法鉴定的改革,消除了以行政级别的大小对司法鉴定可信度以及如何采纳进行评判的不正常思维。但钟闻东强调,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应该和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证据规则的修改和制定配合起来。“司法鉴定如何启动,具体实施鉴定时应该设置何种程序,出现争议后如何解决,这些领域《决定》并没有涉及。”“应该注意刑事案件证据规则的缺位,对司法鉴定制度改革进步的消解。”钟闻东不无担忧地表示。[8]
       

        [法理分析]
  制度变革的突破口[9]
  ——援助黄静案的意义何在?
  一、黄静案的核心问题 [什么才是黄静案中的核心问题?
  普通音乐教师黄静的突然死亡,引起了多方主体的强烈关注。不仅各媒体、网络对其争相报道,围绕着案件进程与事实的争论,也吸引了从知名学者到普通百姓在内的广大民众的注意力。公权机关的种种行为,以及对此或褒或贬的评论,一定程度上让黄静案变得更为复杂。究竟是自然死亡、故意谋杀,还是特殊性行为致死,原本在法院判决之前,谁也无法确认,但一些列的报道与呐喊,已将该案所暴露的问题逐渐呈现在大众面前。在各种媒体的披露下,某些公权机关的不作为或被动的作为,与要将黄静男友(“所谓的男友”)绳之以法并予以重判的呼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不仅左右了普通网民“疾恶如仇”的心理,也影响了公权机关的行为。姜俊武的最终被捕、诉讼程序的启动,以及备受批评的多次司法鉴定,都是这种对比情绪的推动结果。也许,缺少网民的呼声,缺少正义之士的呼吁,黄静案的起步还要更晚些。很难说媒体报道究竟对本案产生怎样的影响,但其折射的公权机关与广大民众的对比,甚至是公权机关对基本人权的漠视,足以提醒我们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一个本身并不曲折离奇的案件,缘何在媒体上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甚至被认为是孙志刚案件之后的第二大网络案件?本应早就启动的法律程序,却成了民众推动的结果,公权力在此案中是否扮演了一个与其身份相符的角色?在多方主体的呼吁与推动下,此案经过了两年多之久,却仍旧雾水重重。黄静案的最终结果仍在期待中,但它却推动了我国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为什么黄静案能有如此大的反响,为什么它能成为推动制度变革的“典型”个案?至少,本案中暴露的以下两个问题值得深思:
  其一,公权机关的不作为与公权力的不当使用。面对黄静的蹊跷离世,面对伤痕累累的尸体,湘潭市公安机关并未遵照重大刑事案件侦破的基本程序,既未派员封锁、勘查现场,也置丛生的疑窦与家属的哭诉不顾,不予尸检、不予立案。在未有任何可信的结论之前,就强令家属化尸的行为也匪夷所思。即使其后所作的三次司法鉴定、湘潭市雨湖区检察院的起诉书,也已被权威人士驳斥得体无完肤。公权机关对个体生命的漠视,甚至是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侵蚀,在黄静案中已到了难以约束而又必须约束的程度。
  其二,司法鉴定次数之多与相互间的矛盾重重。与公权机关行为互为表里的是本案的司法鉴定过程。令人吃惊的是,作为一起普通刑事案件,黄静案前后共经过了五次司法鉴定,鉴定主体从湘潭市公安局、湖南省公安厅到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及最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结论则从“系患心脏疾病急性发作导致急性心肺功能衰竭而猝死”、“因肺梗死引起急性心力衰竭与呼吸衰竭死亡”到“被鉴定人在潜在病理改变的基础下,因姜俊武采用较特殊方式进行性活动促发死亡”。公安机关自侦自鉴、多头鉴定的体制使得黄静案的事实真相被重重迷雾遮蔽,这起刑事案件越发变得复杂。而几次鉴定结论的矛盾,引发了人们对鉴定体制的反思。
  可见,黄静案所暴露的核心问题主要是两个:公权力对基本人权的保护职责以及鉴定体制的亟需变革。在一定程度上,黄静案已经突破了单纯个案的意义,而引发为对现行制度的批判与重新思考。尽管因公权机关的不当处置,黄静案一拖再拖,事实真相至今仍旧深埋水底,但媒体的披露与学者的评论,足以使一切有违法治精神的行为无可遁形。尽管好几次的鉴定结论前后不一,统一司法鉴定体制的建立已成为不变的事实。
  二、公权力的角色定位:权力维护抑或人权保障?
  (一)角色错位的代价 [错位的公权角色]
  面对黄静的突然离世,理性的公民都会认为,当地公安机关应该有所作为。不但因为年仅21岁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尸体上的累累伤痕以及现场特殊环境所传递的信息,足以让人们怀疑这竟是“自然死亡”!立法与实践都表明,查清事实真相,让受冤者得雪、作奸者受罚,是公权机关的当然职责。大家曾期待当地公安机关给黄静家人“一个说法”,也曾期待侦查程序与诉讼程序的启动,但让我们失望了。公权机关的一再的角色错位,更让人难以置信。
  尽管姜俊武自行供述黄静死前阶段他在场,现场证据也有力地证明了这点,湘潭市公安机关却未细致地勘查现场,就以自然死亡为由不予立案,在无任何准确的尸检报告之前就要求立刻化尸,并迟迟不对姜俊武采取任何强制措施……随着案件的进展,当地公安机关也曾采取补救措施,但其如此不合常理的行为,不禁让人们传出种种疑问:公安机关为什么在案件发生伊始不予立案,而后来又立案了?为什么公安部门要坚持由本部门对尸体进行鉴定,而且前后几次鉴定结果有明显的矛盾?为什么湖南省公安厅关于黄静死亡的复核意见不能让死者家属看到原件?为什么面对网民的质问,当地派出所所长要说出“网络就是要搞臭公安,搞臭小姜”这种话?
  随着权利意识的觉醒,民众已不满足于亦步亦趋地跟着公权机关走的境地了,公权机关一旦不履行职责,来自底下的声音必将使一切失职行为无可遁形。理论认为,公权行为一旦作出,即被推定具有公定力、拘束力,这种公信力是保证公权行为得以顺利实现的关键,也是其持续行为的基础。就黄静案来说,民众的种种质问已经表明,公权机关应有的公信力受到了不小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来自相关公安机关对个体生命权的漠视以及由此引发的民众的愤怒,一定程度上也是一贯制度下的必然产物。公权机关公信力破产直接导致其一些列行为备受质疑,并增加人们对其不信任感。加之当前社会上,人们普遍存在着对公安、司法等公共权力部门的不信任,长久下去,这种不信任必会严重到足以危重公权行使有效性的程度。从网民对雨湖区检察院起诉书的“起诉”,到对湘潭市公安局、湖南省公安厅鉴定意见书的批评,以及在此舆论压力下,案件更深入的推进,可以看出,民众的信任感已间接影响到了公权机关的行为。公权机关如不重视该影响,很可能使其日后行为举步维艰,进而危及公权的有效运作。
  (二)角色错位的缘由 [缘何会发生角色错位?]
  通常,司法都是被作为正义的最后保障,而黄静案中,这个观点似乎不那么正确了。为什么公权可以如此漠视个体的生命?为什么公权在本案中表现得如此令人费解?立法与执法上的“双重扭曲”可能是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其一,自己立法。
  法律源头的干净是确保正义实现的关键,也即立法须保持中立,才能给予相关主体平等保护。公权力的行使须受约束,但该约束必须来自公权力之外,表现在立法上,公权力的行使者不应是公权力的授予者。黄静案中,公权力之所以能够如此妄为,主要原因即在于约束机制匮乏。例如,存在我国多年的司法鉴定体制,一直实行“自侦自鉴、多头鉴定”,因而,湘潭市公安局作出怎样的鉴定完全是它自己的事。由于缺乏统一的鉴定管理制度,公检法机关都有自己的鉴定机构,并实行自我管理,为使这种管理“合法化”,各种自我授权的“部门立法”大量出现,使得立法者与执法者合一,立法权与执法权合一。试问,这种“自己立法”体制如何能保证公权力的正当行使?又如何担当起保护人权的职责?
  自己立法的直接结果就是“法律部门化”,从而使公权行使缺乏有效约束,造成权责失衡,创造了权力寻租空间。表现在内容上,通常是对权力行使者多赋权少约束,对相对方则多义务少救济途径,并在用语上使用模糊字眼,具体内容仍交由权力行使者解释。可见,自己立法中,强势利益集团能够非常方便地对立法产生支配性影响,并可随意行使公权,其为与不为,都看似“合法”的。
  其二,僭越程序。
  对公权的另一重要约束来自程序,只有按照正当的法律程序行使公权,才能被推定为合法。尤其对侦查、诉讼等司法活动来说,程序正义至关重要。因为侦查的目标在于还原事实,诉讼则是以还原的事实(即法律事实)为依据而作出的审判过程,而案件客观事实早已过去,只能通过一步步的法律程序来推断,也只有按照正当程序推断的事实才能博得人们的信任。与此相比,我国在制度上一贯缺乏对公权力的程序制约,现有程序也相对简陋,公权力得以在公众视线之外隐蔽地活动,且公权机关没有向普通民众说明行为理由、行为过程的传统,这一切使得实体法律不再是“平等”保护每个当事人的基本准则,而是因人而异的可变规则。可见,我国普遍存在程序需求迫切与程序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因此,在相关程序制度完善之前,维护既有的程序就显得格外重要(尽管既有的程序仍很简陋,很需要变革)。
  而黄静案中,当地公安机关显然严重违反了法律程序,就连现行简陋的法律程序也未遵守!不仅草草检验后便匆匆撤离,其立案也已是案发后90多日,并且,作为本案最重要证据的受害人尸体也受到了严重的毁损。在此情形下,湘潭市公安局、湖南省公安厅所作出的鉴定意见当然不能获得人们的信任了!
  (三)角色错位的纠正 [如何纠正角色错位?]
  公权力的主要职责不在于维护“部门利益”,而在于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公权力来源于公民个体的让渡,其行使当然不能伤及公民的个体权利。公权力行使的合法基础在于公民的同意,也即权力来源、行使程序都应由民意机关赋予并约束。因此,最有效的公权力行使途径应是,方式上公民认可,结果上公民认同。在此基础上,公权力最重要的职责应在于基本人权保护,而且是现实的对每个个体权利的保护,而非仅仅书面的宣称,也非仅仅是对绝大多数人的保护。任何个体权利(尤其是生命权)受到侵害,公权力都必须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法”,并提供有效且足够的救济。
  同时,权利让渡的必然结果是公权机关掌握了远远超过任何个体或组织的力量与资源,它们拥有合法的暴力工具和国家机器,因而它也可能是侵害个体权利最甚的主体,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却一再被事实证明。一个公认的原理是: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必须通过制度约束来防止权力专断,进而防止腐败。我们不能相信公权机关具有足够的“自我约束”能力,对公权力最有效的约束应是,内部约束与外部监督“双管齐下”。
  其一,保证法律源头的干净,并约束公权机关在此法律框架内行使公权。一方面,权力授予与权力行使分离(也即立法与行政的分离),将关涉个体基本权利的公权力严格通过民意机关立法授权,权力行使者不能为自己创设权力;与此相连,权力行使与权力监管也应分离。另一方面,设置严格的权力行使程序,避免暗箱操作,使任何公权的实现都应在人们可预见的范围内行使。
  其二,创设公民个体约束公权力的有效监督机制。公权力来自于公民个体的让渡,因此,其行使应符合大多个体的利益,每位公民都可对公权力保持一份警惕,并可通过适当的途径来“影响”(甚至改变)公权机关的某些行为。个体的监督途径应是包括网络在内的新闻媒体及其他合法工具。
  (四)人权保障的理性之路 [寻求人权保障的理性之路]
  两年多时间过去了,黄静案的最终结果仍在期待之中,我们希望法院能给黄静家人、给整个社会一个公正的判决。为了“讨个说法”,律师、学者等正义之士仍在不断努力,他们没有气馁,也未另辟蹊径,因为他们相信,不论现行制度如何,人权保障最终只能寄希望于公权,也只能在现行制度下为尽可能多的努力。原因即在于,任何个体的力量都是薄弱的,“以牙还牙”的报复式救济已被理性(并进而被法律)所抛弃。
  在任何现代国家,国民的权利受损,公权都有义务站出来,只是在我国现今,在不完善的制度下,为了同一个目标的实现,我们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可能这种努力还会受到来自公权的阻碍,但任何“典型个案”的胜利,都是对现行制度的挑战,甚至会促进现行制度的变革。约束公权在有效方式下行使,督促其积极履行人权保障职责,方是最彻底保障个体权利的关键,因此,推动不合理制度的变革,才是人权保障的理性之路。就此来说,尽管黄静案的结果仍需拭目以待,但其业已取得的成就已是巨大的胜利,因为它不仅挑战了存在我国多年的司法鉴定制度,更促进了统一司法鉴定制度的确立。
  三、司法鉴定体制改革:各自鉴定抑或统一鉴定?  (一)黄静案:鉴定制度改革的突破口
  黄静案中最受批评的就是“自侦自鉴、多头鉴定”的鉴定体制,而该体制在我国已经存在许多年了,其危害性似乎一下子被提了出来,难道一项制度只有在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甚至危及到某些人的生命后,才会引起人们的思考吗?如果该制度建立开始就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到了现在才被提出呢?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却成了我国的现实。
  任何一项制度都须受实践的检验,但制度本身就是实践推动的结果,并具有稳定性的要求,因此,制度革新是相对缓慢的,也须是实践的推动结果。频繁的变革势必破坏人们对该制度的合理预期,大大增加制度的运行成本。因此,对管理者而言,改革必须选择适当的时机,并且要考虑改革的成本与收效。我国20多年来的每次变革,都源于迫切的形势,形势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进而改变了制度。尤其对实行多年的制度来说,其变革必须有恰当的“突破口”。
  在“自侦自鉴、多头鉴定”的鉴定体制下,远不止一两个“黄静式的悲剧”,而黄静案为何成了鉴定体制变革的突破口?也许,黄静案的独特之处,以及其所处的时代,使得制度变革终于到了“最恰当的时候”。
  第一,民众的忍耐底限。民众对公权力的期望不过是在必要时能提供“保障”与“救济”,但当前社会上普遍存在对公安、司法等公权机关的不完全信任,公权机关的不当行为极易受到来自民众的抵触,这种抵触达到一定程度会直接导致对现行制度的不信任。如果说任何个案经过一两次的鉴定都在人们意料之中的话,那么,黄静案所经历的司法鉴定次数之多已出乎人们的想象。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已不足以维护其自身权威,且失去了基本的维权职责,民众对公权机关的合理预期已经被破坏殆尽。可以说,民众对旧鉴定体制的不满在黄静案中得到了总爆发,来自底下的声音让制度变革到了不得不为的时刻。
  第二,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随着经济发展与法制进步,普通民众争取与维护自身权益的自主性越来越高,甘做顺民的观念逐渐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不懈的、现实的维权行动,甚至在行动中日渐具有了挑战制度的勇气。面对公权机关的不当行为,普通民众“疾恶如仇”与“同情弱者”的心理,使得他们更容易团结起来,形成对抗公权的强大势力,进而推动制度变革。应该说,“自侦自鉴、多头鉴定”的体制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其不合理之处在建立之始就已存在,只是在未造成严重后果时,人们难以主动去纠正它,或者说,无条件、无时机去反驳它。如果该制度继续实行,“黄静式的悲剧”很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因此,民众批判该制度,维护的不仅是黄静的利益,更是自身的利益。
  第三,网络空间的意思表达。网络在黄静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了人们对抗旧鉴定体制的主要平台。可以说,没有网民的不懈努力,黄静案的进程可能还要缓慢得多,而制度变革是否实现也是未知。在人们可以自由表达意思的空间里,才能形成监督公权力的最有效力量,而来自普通民众的监督才是最现实、最需要的监督,因此,网络不仅使民众监督公权有了可能,也成了推动制度变革的重要外部力量(甚至是西方所宣称的“第四种权力”)。
  第四,个案与法制的关系。黄静案成为制度变革的突破口,凸现了个案在法典国家中越发重要的作用。传统的大陆法国家,以制定法为主要渊源,判例法国家则重视“先例”的造法作用,20世纪末期以来,两大法系的融合趋势明显,判例的作用在法典国家也渐受重视,尤其是典型个案,往往成为制度变革的重要推动力。就我国来说,法制初建时期,整个法制的进程表现为对西方的法律移植,进入21世纪或更后的时期内,在各项法律制度已基本稳定的背景下,法律移植的作用逐渐减弱,相比之下,法律的生命在于诉讼,法的实践运作,成了法制建设的主要依托。以个案推动法治,应是新时期我国法制建设的有效路径之一。以黄静案为背景的司法鉴定体制改革,或多或少体现了个案的重大作用;另一方面,黄静案成为制度变革的突破口,也是重视个案作用的具体表现。
  (二)挑战“各自鉴定” [“各自鉴定”的挑战者]
  我国实行多年的“各自鉴定”体制定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特定阶段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随着利益多元化的加剧以及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在实践过程中产生了不少问题。黄静案中尤为明显,几次司法鉴定的结论不一,以及由此导致的案件进程受阻,严重暴露了我国“各自鉴定”体制的种种弊端。
  第一,司法资源严重浪费。由于缺乏鉴定机构设立资质管理,产生的结果是:公检法机关内部均设有鉴定机构,某些科研院所、高校也面向社会提供司法鉴定服务,政府部门指定的医院也可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机构重复设置、鉴定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大大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一起案件往往要经过多次不同的司法鉴定,各次鉴定结论不一时,又增加了鉴定结论之间的对抗成本,此外,也大大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第二,鉴定行业管理失范。缺乏统一的资格管理,在准入机制上实行不同的标准,必然使得各鉴定机构呈现突出的层次性,鉴定人的业务素质、职业道德水准参差不齐,出现不同的鉴定结论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各机关设立自己的鉴定机构,并实行内部管理的情况下,司法鉴定程序和技术标准很难统一,各自的权义、责任大不相同,无疑也会增加统一管理的难度。实践也表明,分别设立、分散管理的体制,使得我国鉴定行业管理长期处于失范或失序的发展状态。
  第三,鉴定结论效力受损。除因鉴定人员业务素质参差不齐导致鉴定结论各不相同外,公检法机关的内部鉴定也因“内部操作”,很难完全获得人们的信任,表现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往往倾向于委托自己信任的机构重新鉴定。多头鉴定下,不同鉴定结论之间的对抗,也无疑损害了司法鉴定本身的科学性与权威性。
  第四,中立鉴定难受保障。司法鉴定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它首先是一种科学活动,中立是其最重要本质,为此,为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司法鉴定应排除一切权力因素的干扰,中立、客观地进行。而“自己鉴定”则很难为鉴定人员提供中立的动机,由于行政隶属关系的存在,鉴定者可能屈从于权力因素,作出有利于自己部门的鉴定结论,甚至“制造”鉴定结果。
  第五,自侦自鉴缺乏救济。为保证迅速、有效的侦查案件事实,侦查机关内部设立鉴定机构十分必要,但它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人)的利益,必须对侦查鉴定(姑且称侦查机关为查清案件事实在侦查阶段所作的鉴定为“侦查鉴定”)提供一定的救济途径,否则,侦查机关经过鉴定后决定不移交起诉时,诉讼程序无法启动,当事人的利益很难得到保障。而我国鉴定体制一直未能为当事人提供对抗侦查鉴定的有效机制。有幸的是,黄静案在经过数次鉴定后,最接近事实的鉴定结论终于出现了,但是否所有的案件都要经过黄静案如此旷日持久的鉴定之争呢?即便经过数次鉴定,谁又能保证事实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
  (三)“统一鉴定”的确立 [“统一鉴定”的最终确立]
  在黄静案的推动下,我国司法鉴定制度进行了全新的变革。2004年2月,全国过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由分散管理走向统一,并对侦查机关、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的鉴定业务进行限制或禁止,是新制度的重要特色。结合黄静案中暴露的司法鉴定体制问题,新制度在司法鉴定的管理、启动与运作等方面,具有了突出的进步。
        1.鉴定管理走向统一
  分散管理不仅有损司法鉴定工作的科学性,也增大权力寻租空间,实行统一管理是大势所趋,也是保证中立、公正鉴定的关键。司法鉴定的性质也决定了必须对其实行统一管理。它绝不仅是侦查破案的重要手段,因而不能限于侦查工作的组成部分;它不仅为审判过程所需要,因而也不能说是法院审判职能的一部分。准确来说,司法鉴定是 “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因此,它为诉讼服务,但应独立于公检法机关,本质而言,它是一种科学活动。以此为基础,《决定》在多方面对司法鉴定的管理做出了规定。
  第一,管理机构独立。《决定》出台之前,我国司法鉴定管理比较混乱,甚至存在相互冲突。如,司法部曾于2000年颁布了《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规定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一律由司法行政机关核准设立并进行管理,司法鉴定人的执业资格和执业活动由司法行政机关进行指导和监督;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2002年分别印发了《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和《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和组织司法鉴定管理办法》,规定凡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案件,应由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鉴定,或者由其统一对外委托鉴定,各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管理部门建立社会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名册,并对经其批准入册的机构和人员进行监督管理。针对这种情况,《决定》规定,国家对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制度,并明确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进行登记和管理的工作。
  第二,资格准入限制。鉴定人员的业务水平、法律知识素养及职业道德直接关系着司法鉴定活动能否依法、科学、公正地实施。缺乏统一的准入条件,不仅导致同一问题不同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歧见纷呈,也不利于司法鉴定工作的规范管理。为此,《决定》对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设置了严格的准入条件,从积极条件与消极条件两方面进行限制。
  第三,鉴定业务限制。我国公检法机关都曾设有自己的鉴定机构,这与司法鉴定的性质不符,必须对其予以清理。《决定》对公权机关从事鉴定业务进行了必要的整合,或限制或禁止。一方面,鉴定是侦查过程中调查取证的重要手段,是准确、及时查明案件的重要保障,因此,侦查鉴定十分必要,侦查机关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内部鉴定机构是必须的,但该鉴定机构应仅限于服务侦查工作,否则,便有违设立初衷,为此,《决定》对侦查鉴定作了封闭性的规定,即“侦查机关根据侦查工作的需要设立的鉴定机构,不得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法院的职责在于审查判断包括鉴定结论在内的案件证据、依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进行裁判,不宜自行进行鉴定;司法行政机关是鉴定工作的行政管理部门,为了保证执法公正,也不应从事鉴定业务,为此,《决定》禁止在法院或司法行政部门内部设立鉴定机构。
  第四,鉴定机构平等。作为一种科学活动,司法鉴定应服从于科学规律,而非权力因素,且鉴定结论在法律上被界定为诉讼证据的一种,需经过法院的最终审判,因此,鉴定结论本身并无级别高低之分,鉴定机构之间也应是相互独立并平等。为此,规定“各鉴定机构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是必要的。此外,基于其平等性,各鉴定机构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也应不受地域范围的限制。
        2.实行鉴定人负责制
  司法鉴定活动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对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具有直接、亲历的特点,任何一项司法鉴定都由特定有限的几个鉴定人进行,因而它本质上是一种个人行为。《决定》规定实行鉴定人负责制,成为本次司法鉴定管理制度改革中的一大亮点。实行鉴定人负责制,一方面能有效强化鉴定人的责任与风险意识,促使其更审慎、积极地对待鉴定工作,保证司法鉴定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也使行为与责任相联,谁鉴定出错就应由谁承担责任,避免一个出错大家承担责任的不公平现象;此外,也或多或少能督促鉴定人员不唯权、不唯钱,只唯实、唯科学,保证鉴定结论的准确性。
        3.启动权的公平赋予
  赋予何方主体启动权,也是司法鉴定制度中的核心问题。从国外看,司法鉴定启动权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分立式,与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相对应,启动权平等地赋予诉讼双方,原被告可各自聘请专家证人出庭,这主要以美英等国为典型;一是中立式,以德法等国采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国家为主,鉴定人被认为是法官的辅助人,当事人只享有鉴定程序的申请权,是否启动,则取决于法官。我国立法传统属于大陆法,似乎应实行中立式的启动权制度,但从我国实践来看,原被告各自委托鉴定机构的现象十分普遍,在立法上也未禁止。
  分立式的启动权制度可能会造成同一案件出现多份鉴定结论的现象,并且各鉴定结论可能存在冲突,黄静案中即是如此。但就我国现实来说,实行中立式的启动权不具有可行性,不仅难度大,成本也高。此外,黄静案已经表明,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可能是对抗侦查鉴定的重要手段,也是当事人极有限的几个维权措施之一。一旦将启动权交由法院,在我国法院并未完全独立的情况下,当事人的权利往往很难保障。因此,公平赋予争辩双方司法鉴定启动权,尤其是承认与公权机关对应的相对人具有启动权,是现时的必由之路。《决定》在实行统一管理的基础上,并未限制启动权的授予,这是尤须强调的重点。
  (四)“统一鉴定”的再次革新
  业已生效的统一鉴定制度较以往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有些方面仍亟待完善。黄静案中暴露的鉴定体制问题,《决定》未能全部有效的解决。制度造成的悲剧,才是最大的悲剧,要避免黄静案的再次发生,需要“统一鉴定”制度的再次革新。在此过程中,不少问题需要大家的深入思考。
        1.如何公平分配司法鉴定的启动权?
  司法鉴定启动权,是鉴定立法中的热点问题。从我国现实来看,伴随着诉讼制度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过渡,司法鉴定也应朝着分立式的方向变革。但因缺少明确规定,司法鉴定在实践中呈现“乱”的特点,一次一次的司法鉴定也大大浪费了司法资源。我国现在的做法是,当事人各方都可委托鉴定,并允许当事人作多次鉴定。但在刑事案件中,侦查机关的司法鉴定往往占据主导地位,受害人(或犯罪嫌疑人)不具有直接对抗侦查鉴定的能力。公平分配司法鉴定的启动权,并保证它们之间的有效制衡,是维护当事人双方合法权益的重要方面。
  第一,在诉讼过程中,申请鉴定是否需经法院的同意,在不同模式下有不同规定。中立模式下,当事人不具有启动权,只有申请权,因此,最终是否经过司法鉴定,决定权在于法院。在我国,若将启动权限于法院,则法院很可能成为公民权利的大侵害者。而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赋予当事人的恰恰是申请权,而非启动权,法院同意大多情况下仍是司法鉴定启动的必经程序。
  第二,一方当事人不服另一方(自行委托的鉴定机构)作出的司法鉴定,应可申请重新鉴定。分立模式下,各方当事人具有平等的司法鉴定启动权,各鉴定结论之间没有效力高低之分,因此,一方独立作出的鉴定结论不能当然地成为对对方不利的证据。尤其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在鉴定后作出不移交起诉决定时,受害人不服的,应可委托鉴定机构重新鉴定。
  第三,提倡双方委托共同选择的鉴定机构作鉴定。对某一事实存在争议时,当事人各自委托鉴定,很可能使得案件成为鉴定结论之争,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好的解决方式是,由双方委托共同指定的鉴定机构来作鉴定,作出的鉴定结论,双方都应遵守,除有法定瑕疵(如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不具备相关资格,鉴定程序违法等)外,任何一方不得再自行委托鉴定。
  第四,特定情况下由法院指定某一鉴定机构作鉴定。指定鉴定未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并有可能牺牲了某一方的利益,因此其范围必须严格限制,如双方协商不成或特定事实需特定机构作坚定的。
        2.如何救济侦查鉴定?
  黄静案的最大问题不在于法院审判,而是存在于侦查阶段,确切地说是侦查鉴定的问题。湘潭市公安局和湖南省公安厅作出的“自然死亡”鉴定结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种种行为,才是黄静案投诉无门的主要原因。如何对抗公安机关的鉴定结论,如何在不服侦查鉴定时找到有效的救济途径?这些在现行制度下无法找到满意答案的问题,成了黄静案的关键,也成了关心黄静案的有识之士的努力方向。该问题最终通过进一步的司法鉴定得到解决,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最高人们法院司法鉴定中心所作出的第四次和第五次鉴定推翻了前三次的鉴定结论,而事实上,这种进步主要由来自底下的声音促成。黄静案启发我们寻找救济侦查鉴定的有效途径,而该途径只有通过制度保障才会是最有效的。
  根据我国现行法规定,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应予立案侦查而公安机关不立案的,可向检察院提出,由检察院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被害人不服不起诉决定,可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诉或向法院直接起诉。但相关机关不立案或不起诉,一般基于其所作出的司法鉴定,因此,被害人只有能提出对抗该鉴定的充分证据时,才能从根本上启动诉讼程序,并保证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一方面,侦查机关作出鉴定后决定不立案或不移交起诉的,被害人应可向其上级机关提起申诉(复议);另一方面,最根本的措施应是,被害人可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重新鉴定,该委托不须经过任何公权机关的同意。
        3.如何看待鉴定结论、鉴定人在诉讼中的地位?
  黄静案中,争论焦点在于鉴定结论的准确与否,一纸鉴定结论似乎成了本案的关键,这可能会让人误解鉴定结论在诉讼中的作用。需要强调的是,黄静案中,鉴定结论决定着诉讼程序能否启动,却无法左右审判结果。鉴定结论在我国三大诉讼法中,都被规定为证据的一种,因此,同其他证据一样,是否被采用,还依赖于法官根据法律及自身知识作出判断。只因鉴定结论有专门人员作出,一般而言,准确性较高,但它并不当然具有高于其他诉讼证据的效力,任何鉴定结论都只是一种诉讼证据而已,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鉴定结论。诉讼过程,当事人可提供任何有利于自己的鉴定结论,但这并不能保证会有有利于自己的审判结果。任何诉讼都是各种证据之间的较量过程,而非仅仅鉴定结论所能决定。
  与此相对应,鉴定人也非不会犯错,关键是要减少犯错的可能性,提高鉴定结论的准确度。在不少国家,鉴定人被当作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双方的质询。我国新颁布的《决定》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鉴定人出庭作证,一方面可以增强其责任心,从而提高鉴定质量,也有利于法官全面掌握案情,作出综合判断;另一方面,也会大大制约“违法鉴定”、“人情鉴定”的出现。在鉴定人出庭的情况下,出现任何鉴定结论都将是很正常的,关键是要在法庭上接受当场辩论。我国现在对鉴定人出庭作证还规定得相对保守,可进一步扩大其作证空间。
  四、仍未完结的“黄静案”
  黄静案至今仍未审结,但其带来的制度变革已经实现。我国向来缺少以个案推动制度变革的传统,黄静案却以制度挑战者的面目出现,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这引导我们重新思考个案与法制的关系,尤其在制度引入已经基本实现、制度变革成为关键的背景下,个案在法治进程中的作用必将日益明显。
  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主要问题不是缺位,而是错位,不是没有规定,而是规定的简陋、实施的扭曲,因此,纠正与实施才是推动法治进程的关键。为实现此目的,除自上而下的主动变革以外,也可通过典型个案的胜利来促进。一方面可以通过个案把与宪法或法律精神相背的制度纠正过来,另一方面,可以将宪法上的权利通过个案的解决制度化、规范化,促使法院将存在于宪法或其他法律中的各种权利现实化。
  任何制度变革都需要恰当的时机,都需要突破口。黄静案成了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突破口,一个个的“黄静案”也将会成为一个个制度变革的突破口。依此来说,仍未审结的黄静案,必将带动一个个不会完结的“黄静案”出现。
 

[编者建言]
  司法制度的缺陷导致经过六次鉴定的黄静案至今仍扑朔迷离,也导致公众对司法信心大打折扣。
  “决定”和两个“办法”的进步之处不必多说,毫无疑问其中也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司法鉴定费用问题、司法鉴定的提请权问题没有明确规定。同时我们知道:作为证据的鉴定结论若切实地在诉讼过程中扮演应有角色,需要诉讼程序、证据规则加以保障。希望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改革成果能够在个案中伸张正义,能够推动整个司法体制走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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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见《女教师裸死案被告:别把欲求当强奸秦》,载《法制早报》,2004年12月16日
 [2] 见《最高法院负责人:法院将按时撤销司法鉴定职能》,载《法制日报》,2005年9月27日
 [3 见《期待黄静案推动司法改革》,载《潇湘晨报》 
 [4]见郭金霞:《黄静命案呼唤终局鉴定体制》,载《新京报》,2004年12月9日
 [5] 见 何帆:《黄静案:以谁的鉴定结果为准》,载《南方都市报》,2004年12月8日
 [6] 见 张善燚:《从司法鉴定看司法改革》,载中安网,2005年3月16日
 [7]见《司法鉴定将不再政出多门热评司法鉴定市场化》,载南方网,2005年3月9日
 [8] 见《司法鉴定多龙治水有望结束 呼吁出台刑案证据规则》,载中安网,2005年3月4日
 [9] 见 吴革 同名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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