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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顾雏军是格林柯尔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创始人。从格林柯尔香港创业板上市到收购科龙,一直以来,媒介、学界对他关注有加。在甚至是质疑的目光中,顾雏军继收购国内企业亚星客车、ST襄轴进军汽车产业后,再次收购欧洲汽车配件公司和汽车设计公司,由此打通客车从设计到零部件再到整车生产的整个产业链。
       2005年7月,顾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8月2日,证监会发布对科龙的调查报告,指称顾雏军诈骗、侵占、转移公司资产;8月12日,科龙电器召开董事会并通过决议,罢免其公司董事长职务。
早在2004年,因格林柯尔公司而起的“郎顾之争”、“张郎之争”就引起了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广泛讨论,一时间,资本家、监管者、学者纷纷加入。在顾落马后,这场讨论被引向更深层次:证监会监管问题、独立董事问题、经济学界公信力问题成为讨论焦点。
 
[案情介绍]
         事件始末
         1989年,顾雏军凭借发明“顾氏热力循环系统”,在英国创办了顾氏热能技术(英国)有限公司。1992年,顾雏军在加拿大成立了格林柯尔(加拿大)有限公司。1995年12月,顾回国发展,投资5000万美元在天津建成“亚洲最大无氟制冷剂生产基地” 格林柯尔中国有限公司。
        顾早期的创业疑问是,在国外几年间如何身家数千万美元?按照顾雏军在不同场合透露出来的信息,他在欧洲期间是“人家出厂房和资金,我出技术,然后靠卖我的制冷剂赚钱分红”。
        2001年,顾雏军的顺德格林柯尔斥资5.6 亿元,收购了时为中国冰箱产业四巨头之一的广东科龙电器20.6%的股权; 2003年5月,顺德格林柯尔又以2.07亿元收购了当时另一冰箱产业巨头美菱电器20.03%的股权;2003年12月,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斥资4.18亿元,收购亚星客车60.67%的股权;2004年 4月,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 1.01 亿元的价格入主ST襄轴。  
        2005年1月11日,香港联交所对格林柯尔发出谴责,指其在未通知联交所、未获得股东批准的情况下,口头与关联企业天津格林柯尔工厂协议延付价值2.3亿元制冷剂货物的事项,有关行为超出了联交所授予的在关联交易上的豁免条件,违反了创业板上市规则。
        2005年1月15日,新鸿基证券前股票经纪人宋秦为1053万港元的公关费在香港起诉顾雏军,指其在2001年年底曾通过新鸿基自行买卖科龙股票,邀请郎咸平捉刀为格林柯尔与科龙撰写正面文章,拉升上市公司股价。
        4月初,广东、江苏、湖北、安徽四省证监局就有关格林柯尔涉嫌违反规定,挪用科龙电器资金,收购美菱电器、ST襄轴、ST亚星的事件,展开联合调查。
        4月27日,科龙电器发布预亏公告,突然宣布去年业绩可能出现6000万元的亏损。
        4月28日,科龙电器因涉及敏感问题未披露而宣布中港两地停牌。
        5月10日,科龙电器发布公告:科龙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5月12日,华意压缩发布公告:自己的经营亏损,并不是连累科龙2004年亏损的主要原因。
        5月13日,科龙电器发布公告:德勤不寻求连任。
        6月24日,科龙电器三名独立董事集体辞职。7月11日,持科龙100股的小股东,大律师严义明发表声明,征集科龙中小股东的独立董事罢免权并携同其他两位专业人士竞选独立董事。同时,声称如果竞选成功,将罢免顾雏军等几位董事会成员。
       8月1日新华社播发新闻,证实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顾雏军等6人已经被公安部门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证监会已将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顾雏军等人涉嫌经济犯罪的有关资料移交公安机关,经公安机关审查立案。同时,佛山市公安局对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顾雏军、董事兼副总裁严友松、财务督察姜宝军、财务副总监晏果如、财务资源部副部长刘科以及深圳格林柯尔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细汉等涉案人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8月2日,证监会出具了对顾雏军及科龙电器的调查报告。对顾雏军及格林柯尔系有关涉嫌违法犯罪的事实作了详尽的记录。报告称,顾雏军等人及格林柯尔系有关公司涉嫌侵占、挪用科龙电器财产累计发生额为34.85亿元。报告指出顾雏军涉嫌“八宗罪”:
       一是侵占挪用科龙电器财产。2001年,顾雏军以现金3亿元和专利技术使用权9亿元注册成立顺德格林柯尔,其无形资产的出资比例不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2002年5月14日,顾雏军从科龙电器划拨1.87亿元资金到格林柯尔制冷剂(中国)有限公司(即天津格林柯尔)的账户上,当日天津格林柯尔与顺德格林柯尔发生数额为1.8亿元、1.7亿元、1.6亿元、1.5亿元的四笔资金对倒,合计放大为6.6亿元。顾雏军将此6.6亿元作为天津格林柯尔对顺德格林柯尔的现金出资。随后,顾雏军变更工商登记,将其无形资产出资比例降为20%,以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二是采用关联交易诈骗科龙电器财产累计2.278亿元。2005年4月20日,深圳格林柯尔采购中心与天津立信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销售合同,深圳格林柯尔将一批钢材销售给天津立信,合同金额为8600.882万元。同日,深圳市科龙采购有限公司与天津立信签订采购合同,天津立信将同规格、同数量的钢材销售给深圳市科龙采购有限公司,但单价平均比采购价上浮了人民币50元,合同总金额为8960.03万元,约定的交货地点也为顺德或南昌。2005年4月26、27日,深圳市科龙采购有限公司将8960.03万元分两笔(5500万元和3460.03万元)汇给天津立信,天津立信同日将这两笔资金汇给深圳格林柯尔(4月26日5500万元、4月27日3460.03万元)。2005年4月22日,深圳格林柯尔采购中心通过天津祥润工贸有限公司和广东科龙配件有限公司之间签订了类似的购销合同。2005年4月26、27、28日,广东科龙配件有限公司将五笔资金共9741.22万元划给天津祥润,天津祥润又将该资金于进款的同日或次日分四笔汇往深圳格林柯尔采购中心。经查,深圳格林柯尔采购中心基本没有履行协议,实际已无履行能力。另外,还有顾雏军等人以济南三爱富(资讯 行情 论坛)氟化工公司的名义向科龙空调器公司出售格林柯尔R411C制冷剂,诈骗货款4080万元。
三是诈骗国有土地及或侵占科龙电器相关利益。2002年5月,格林柯尔资本有限公司与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签订《进区协议》,约定开发区“全力支持格林柯尔资本有限公司兴办格林柯尔-科龙家电工业项目”,并同意以每亩4万元的价格出让土地2500亩给格林柯尔资本公司;格林柯尔资本公司“保证投产后逐渐形成年产值40亿元销售额,2006年形成年产值100亿元的生产规模”。2004年3月30日,格林柯尔资本有限公司与开发区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按《进区协议》约定价每亩4万元的标准受让工业园土地约2300亩,土地出让金合计9119万元。之后,格林柯尔资本有限公司将受让土地产权办理在江西格林柯尔或江西格林柯尔电器有限公司名下。科龙电器以全资子公司江西科龙作为投资主体在上述厂房内投资兴建12条空调生产线,并于2003年11月投入试生产,而江西格林柯尔及江西格林柯尔电器有限公司至今未在该工业园进行实质性生产投资。从上述情况看,顾雏军混淆格林柯尔-科龙概念,骗取或侵占本应由江西科龙获取的廉价土地使用权相关的利益。
        四是虚假出资或抽逃注册资金。包括顺德市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涉嫌抽逃出资、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虚假或抽逃出资、抽逃对合肥市维希电器有限公司注册资金、抽逃对武汉长荣电器有限公司注册资金、抽逃商丘冰熊冷藏设备有限公司注册资金、抽逃江西格林柯尔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格林柯尔热力技术控股有限公司对珠海格林柯尔(工业园)公司虚假出资、珠海格林柯尔(工业园)公司虚构注册资本、顺德市格林柯尔抽逃出资等。
        五是为掩盖挪用、侵占江西科龙资金的目的,编制虚假银行票证,提供虚假财务报告。在2002年7月至2005年4月30日期间,为掩盖挪用、侵占江西科龙资金的事实,顾雏军等人对江西科龙每笔资金的转入、转出均不做账务处理,而是采用伪造会计凭证和会计账簿的方法,编造了虚假的银行收付款凭证、银行存款账簿记录、银行对账单以及虚假的财务报告,报告给证券监管机关及证券交易所,并向社会公开披露。
        六是利用虚假证明文件,骗取公司登记注册,并伪造公司印章,从事虚构收入等活动。顾雏军等人曾利用名为“李新良”的虚假身份证作为两个自然人股东之一,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伪造大同天马商场等20家公司印章,用于从事虚构科龙电器销售收入等非法活动。
        七是在深圳开设账外秘密账户,涉嫌转移科龙资金。2003年3月,顾雏军利用广东科龙空调器有限公司的公章在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田贝支行开立秘密人民币结算账户。经科龙电器公司自查,该账户资金划转发生额3.55亿元。
八是以广告费名义挪用科龙电器8033万元用于非法目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顾雏军案发前引出的经济学界的争论。2004年8月,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指责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当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郎咸平通过他的研究分析,指顾雏军通过不法手段,在国有企业产权转制的时候瓜分和侵吞国有资产:顾雏军受郎咸平质疑的其中一点,是顾在几年时间里仅仅用了9亿元(人民币,下同,约1.8亿新元)的资金,通过收购,即换回资产总值共计136亿元的企业。
  郎咸平提出,顾雏军收购国有企业的一个主要方法是:收购当年,大量拔高各项费用,造成上市公司巨亏。其后,又在财务报表上做手脚,造成收购企业短期内转亏为盈的假象。
        8月10日,该演讲的部分内容被东方早报和香港商报刊出,后经媒体转载流传开来。但是因为郎咸平的结论只是基于公开资料的假设,而并无求证,面对于郎咸平“炮轰”顾雏军、张瑞敏及李东生的情况,中国经济学家曾一度“集体失语”,张维迎是第一个打破这种局面的权威经济学家。 8 月 28 日 ,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深圳高峰会”上表示,“最近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舆论。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知名学者的社会责任还包括说话应该非常慎重,因为你的言论会带来相当的社会效应,对社会的舆论方向产生一定的影响”。几小时后,郎咸平对张维迎的讲话做出回应。由此引发了“郞顾之争”。
        2004年8月13日 ,顾雏军向郎咸平发出律师函,要求其通过媒体公开道歉。 16 日,郎咸平在北京召开新闻记者见面会,公开表示决不退却。 8 月 17 日 ,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向中国香港高等法院递交了诉状,以个人名义起诉郎咸平“诽谤”。 12 月 10 日 ,顾雏军召集 50 余家京穗港媒体记者澄清事实。但顾雏军并未正面回应媒体的质疑,只是表示部分媒体对他的质疑是竞争对手“栽赃陷害”。 记得当争论达到高潮时,主流经济学家曾排出“豪华阵容”对顾雏军表示支持。 2004 年 10 月 21 日 ,他们在北京华侨大厦二层举行了“科龙 20 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研讨会上,大家一致同意的核心文件是《科龙 20 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根据这份文件,顾雏军的并购行为是和“中国企业改革路径”完全一致的,换言之就是顾雏军的所作所为代表了“中国企业改革路径”。如果顾雏军是对的,则“中国企业改革路径”就是对的,如果顾雏军是错的,则“中国企业改革路径”也就错了。
顾案发后,“郎顾之争”所引发的国企产权讨论深入展开。 
 
[各方观点]
       证券市场
       针对中国证券市场的痼疾,许多媒体发出声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规范所带来的诚信危机,是我国股市长期低迷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消除其在股民和消费者心目中的不诚信印象,是“后顾雏军”时代上市公司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每日经济新闻》刊载叶檀《证监会处罚科龙的尴尬》一文,指出中国证监会在此案中负有责任。
        黄玫、钟玉明:《不管他干多大坏事,股民想知道个信儿都难》
我国股市长期低迷,原因固然是复杂多样的,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规范造成诚信危机、导致股民失去信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顾雏军被抓谜团”集中暴露了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不规范的弊端。
        科龙危机信息不断,发言人却说“一切正常”;“顾雏军被抓谜团”可以说是科龙危机中一连串信息发布“游戏”的高潮。科龙电器是格林柯尔系的旗舰企业。以顾雏军为董事局主席的格林柯尔,近年来在资本市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目前,顾雏军拥有4家A股公司(科龙电器、美菱电器、亚星客车和襄阳轴承)和1家香港创业板公司──格林柯尔科技(8056.HK)。
         今年4月29日,科龙电器公布2004年年报:亏损6000多万元,这与当年前三季度盈利2亿多元的业绩形成巨大反差,引起各界严重关注。今年5月,中国证监会就科龙电器违反证券法问题立案调查,科龙危机爆发。
        此后,科龙公司一直处于危机重重、谣传纷纷状态。有关科龙危机信息不断被媒体曝光:银行停止放贷、上游供货商停止供货、遭到下游经销商的催货、部分工厂停工……但是,科龙一次又一次地都对媒体报道全盘否认,科龙电器新闻发言人刘伟湘接受记者采访,称“一切正常”。
        传言背后必定隐藏着更多的“秘密”,是一个个损害股民利益的地雷
         科龙危机爆发后,顾雏军本人更是股民关注的焦点。7月底,网上传出消息:科龙电器董事长顾雏军等高管被捕。新华社记者拨通科龙新闻发言人刘伟湘的手机,几秒钟后信号被掐断。依法负责信息披露工作的科龙电器董事会秘书刘从梦干脆把手机关掉。
        记者致电广东证监局有关负责人,得到的答案是“不太清楚”。联系佛山市、顺德区相关部门,得到的回答有三种:“不知道”、“正在外地出差不了解情况”、不接电话或听明来意后掐断信号。其他媒体的遭遇与新华社大同小异。
科龙危机爆发后,科龙电器股价一路走低。“顾雏军被抓”传言背后必定隐藏着更多的“秘密”,是一个个损害股民利益的地雷。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广东股份经济与证券市场研究会副秘书长杜金岷说,上市公司第一领导人的去向,特别是涉及刑事案件,当然与公司的发展与股价的走向密切相关,应该给公众一个明确的交代。但是,相关信息发布目前在我国还没有一个明确、畅通的渠道,导致负责案件调查的公安部门、负责上市公司监管的证监会、负责企业管理的地方政府以及上市公司齐齐对股民“无可奉告”。
        “顾雏军被抓谜团”与今年3月原广东健力宝集团董事长张海“被抓谜团”如出一辙,身兼多家上市公司重要职务的张海是否仍“受控”,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迟迟没有向股民作出正式信息发布。
        来自麦肯锡的报告表明,投资者愿意为新兴市场中那些治理有方、信息透明的公司支付高达30%的溢价。证券市场监管机构和上市公司该如何给投资者信息和信心的支持?信息发布规范化,已经到了直接影响我国证券市场。香港廉政公署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创维数码董事局主席黄宏生在香港被传讯,香港廉政公署立即正式发布详尽信息,包括时间、涉案人员、案件主要内容等。创维公司马上发布了相关的调整措施,创维公司生产经营很快恢复正常,风波平息下来,创维股价也止跌回稳。
 
        叶檀:证监会处罚科龙的尴尬[1]
        日前,证监会作出对科龙电器原董事会成员的行政处罚决定。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处罚波及到王国端主政以来的“几乎所有科龙董事会成员”。
证监会的处罚是追根溯源式的,当媒体纠缠于顾雏军如何得到科龙这一表面现象时,经过联合调查组三个多月的调查,证监会对此现象背后的复杂成因想必了如指掌,包括大量的欠款、关联交易、人事纠纷等。
        所以,这份处罚决定背后的潜台词的指向十分明确,即此次科龙风波并非无因之果,而是直接肇因于历任董事会的不良作为,那背后贯穿的线索就是当初佛山经济依赖政府、依赖银行的“嗜血发展模式”。对顾雏军的处罚缘由仅限于“未按有关规定披露信息、所披露信息有虚假记载及有重大遗漏等多项违反《证券法》有关规定的行为”,20万元的罚款可谓十分“厚道”,还未达到《证券法》所规定的行政处罚的上限。
        一个针对顾雏军的调查,却牵出了如此之多的受罚者,并不符合法律基本的时效性原则。当然,证监会所作的是行政处罚,与法律不同。不过,如果证监会都用这样穷尽的方式处罚股市造假者,那么,受罚者恐怕得车载斗量。
所以,此次科龙的处罚模式并非常态,而是特例,证监会旨在表明一种态度。什么样的态度需要用如此隐晦的方式加以表达?
        证监会在今年4月5日正式展开调查,直到7月底仍对调查报告秘而不宣,期间工商联积极斡旋,顾雏军本人则在设法筹资重组科龙,一旦落地成功,则按照啤酒花等公司的经验,顾雏军有望成功脱身,起码不会受到刑事追究。但7月29日,当地公安部门突然拘押顾雏军,证监会尴尬之余,不得不在三天后公布调查结论。
        这是地方政府逼出的结论。又一个有违常规的做法:证监会稽查局和证券犯罪侦查局尚未出面,地方公安部门就临门一脚将顾雏军踢进看守所,当地政府与顾雏军的关系不言可知。临门一脚的共同发力者应包括所有的利益受损者,即当初因顾雏军收购科龙而不得不退出管理层的徐铁锋等人、没有从顾氏交易行为中获利的当地政府,以及因顾雏军大力压缩成本、整治企业腐败而在采购和配套上砍掉的顺德当地的老关系户,等等。
        如今,证监会的一纸处罚宣告了所有的当事者无非是出于当时当地利益的考虑,这些倒顾者并未占据法律或道德的制高点。处罚书居然部分地起到了澄清的作用。
        当证监会在发表科龙调查结论时,一再重申“为维护证券市场的三公原则,对损害上市公司及证券市场其他参与者合法权益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中国证监会将与有关部门紧密配合,一如既往地依法严厉查处”时,我们很难不联想到证监会对调查结果公布日期的一再延后;当有关地方当局一再表态要让企业自主发展时,我们很难不联想到其中巨额的关联交易与利益分成,还有健力宝重组等典型案例。
        也许,这才是中国股市的常态,法律与现实之间总是牵扯到太多的利益与观念冲撞。证监会在作任何一个决定时难免瞻前顾后,左跋右踬,希望以灵活的姿态平衡各方关系。但从顾雏军的结果来看,证监会自以为稳妥的办法并未起到多大的作用,当时如果处理坚决,科龙不至于延误今年冰箱销售的黄金季节,而顾雏军的结局也不会更差。
        所幸的是,9月9日,顺德看守所里的顾雏军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海信出资9亿元获得了他控制的广东格林柯尔所持有的26.43%科龙电器股份。这是顾雏军本人愿意看到的。他的产权的重要部分———股份转让权并未因为身陷看守所而被剥夺。
 
        独立董事
        许多业内人士迫切要求改变“独立董事不独立”的现状。马钰撰文《科龙困局难道仅是顾雏军个人的责任吗?》,认为科龙危机不仅仅是顾雏军个人的诚信问题,同样关涉到有关部门的责任,更重要的是独立董事不独立造成的恶果。
据悉,罢免顾雏军的原因是由于其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现已无法正常履行董事长职责。为保证科龙依法运作及正常的生产经营,因此董事会通过决议免去顾雏军科龙电器董事长职务,而由副董事长兼总裁刘从梦负责代行公司董事长的职权。
        众所周知,中国从来不缺炒作家,也不缺玩游戏的人,中国缺的是踏踏实实做实事的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需要踏踏实实做实事的人来支撑,玩弄花里胡哨的资本游戏,最后的结果只能害人害己。面对格林柯尔系危机,许多人都说“顾雏军有今天,我们并不觉得意外。”为什么不觉得意外呢?如果仍然有人认为格林柯尔危机仅仅是顾雏军自己的事情,则大错特错。观察家刘步尘这样认为。“如果不能从顾雏军身上吸取教训,我相信顾雏军不是最后一个。”刘步尘还表示,从本质上讲,顾雏军从前到后玩的都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游戏,所谓没有悬念就是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知道了他最后的结局。
        在中国,可以说目前还没有诞生出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家,只有资本玩家而已。但是,资本玩家能玩多久就不一定了,德隆系倒下了,蓝田系也倒下了,顾雏军有不倒的理由吗?显然没有。有人认为,今年发生的诸多危机事件,如黄宏生挪用资金、光明乳业回产奶等都和诚信有一定关系。其实,顾雏军危机、黄宏生危机、王佳芬危机等等不完全是诚信危机。顾雏军和黄宏生挪用资金,王佳芬撒谎,反映出中国企业家的诚信修养很欠缺;但不仅仅是诚信问题,这里面蕴藏的也不是一个诚信问题就可以解决的。
        同唐氏兄弟和他们的“德隆帝国”一样,对顾雏军和他以科龙为平台精心编织的格林柯尔系,社会上传来的质疑之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2001年,顾雏军一举收购中国证券市场上的“名牌”上市公司科龙电器而进入人们的视野。不久,就有媒体对这一“蛇吞象”的收购行为提出质疑。质疑的焦点是,顾氏收购科龙电器的一大笔钱是从哪里来的?随后,以三、四年时间、约十亿元资金,进行频繁收购,寂寂无名的顾雏军最终成为内地4家上市公司的控制者,也最终成就了顾氏格林柯尔系“资本帝国”。但顾雏军的“高超财技”非但没有化解掉社会对他的“原始疑点”,其所控制公司大起大落的业绩及不知来源的收购资金,更加强化了人们对“格林柯尔系”的疑问。而顾雏军回应质疑的,始终只有一句话:“我凭什么要告诉你我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的确,顾雏军可以不告诉我们,他频繁收购上市公司股权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作为这个市场的组织者和监管者,面对媒体和专家的质疑,是不是就可以无动于衷呢?需要我们反省的是,当顾雏军的一系列资本运作中,我们的有关部门是不是有失察之责?我们待被购的企业在资本运作期间,当地政府当时有没有对顾雏军和他的格林柯尔进行过必要的“尽职调查”?众所周知,在资本市场的购并运作中,收购方一般都要委托专业机构对被收购方进行尽职调查。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严义明律师是否会成功,他以持有100股股东的名义,挑战顾雏军、挑战科龙那些高薪的“花瓶”独立董事,至少给现在所有的上市公司,所有独立董事敲响了警钟。那就是随着投资者法律意识的增强,投资者再也无法容忍上市公司利用独立董事来当“遮羞布”了。
        我们更关注的是,现在的独立董事制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保护流通股股东的作用?是否应该在法规法律上对独立董事制度加以强化、改善以及充实,从而让独立董事真正“独立”起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19日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还存在缺陷,要想让独立董事真正发挥“独立”作用,必须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来完善这一制度。
其实,在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下,独立董事这种制度由大股东挑选,由大股东控制的股东大会表决通过,根本就不能有效制约大股东。何况,独立董事人选,只注重德高望重,不太注重专业性,本身就无法独立完成监督上市公司的复杂的资本运作行为。所以,出现像顾雏军这样资本运作高手时,独立董事“失声”就并不奇怪了。顾氏只花了3亿多元资金就控制了科龙上百亿元资产,而这3亿多元现金最终还是流回其旗下企业。在顾氏腾挪资产的过程中,如果说局外人难以在短时间内难窥其奥,可是那些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又干什么去了?在“顾版资本神话”的编制过程中,非独立董事因其巨大的利益关系,难以摆脱与顾氏同流合谋的嫌隙,那些独立董事虽然以辞职来摆脱干系,但人们还是要怀疑,他们的独立性体现在哪里呢?他们,是顾雏军的独立董事?还是全体股东的独立董事呢?
        吴敬琏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第一,明确独立董事的权利,加大独立董事在相关领域的“主导权”。如可考虑将独立董事的提名权转交给提名委员会?熏而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比例要高于1/2。第二,完善法律配套环境,使独立董事发挥作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吴敬琏特别强调,应尽快引入“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第三,独立董事的人选可以考虑引入市场化机制。上市公司可以考虑通过专业的咨询公司、“猎头”公司,物色专门的独立董事人选。这样可以避免大股东任人唯亲。
        独立董事要有专业资格,实行职业化。挑选独立董事,只能从经过考核的,有组织的持证独立董事候选人中挑选。独立董事只拿派出的独立董事职业组织的报酬,不能拿上市公司报酬,这是维护和保证独立董事姓“独”的很重要的方法。对于此前严义明律师征集科龙股东投票权,并参加该公司独立董事的竞选一事,吴敬琏表示,希望该事件的最终结果能够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和促进独立董事制度的改善,希望该案例能够引发大家对于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缺陷的思考,促进包括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在内的各方尽快着手,采取推动制度建设的相关配套措施。但愿这次事件能给独立董事们敲响“警钟”。
 
        审计机构
       《证券时报》刊出谭雄伟《南橘北枳德勤近墨者黑》一文,对科龙电器前审计机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表示谴责,认为审计机构的缺乏公信也是顾案发生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证监会公布对科龙电器(资讯 行情 论坛)的调查结论后,8月3日,科龙电器前审计机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对“科龙事件”作了回应:“德勤一直在全力协助证监会的调查。鉴于调查仍在进行之中,目前不适宜进行任何细节的讨论。”
        德勤对“科龙事件”作出的回应只有短短的39个字,而且用词斟酌,是典型的危机公关做法。因为由于顾雏军被捕引发的科龙危机,有可能把德勤这个世界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拖下水。德勤2003年对科龙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正如一位资深会计师所说:“德勤这次很可能栽在审计报告上。无论德勤是否与科龙协同作假,但至少说明了其审计失败。”尽管德勤已经辞去了科龙的审计师职务,但已无法撤回以前的年度审计意见,所以德勤仍然难逃干系。
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德勤到底在科龙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我们把德勤所遭受的质疑放在今年以来的一系列企业危机事件中去考察,或许更有意义。
自从今年3月份爆发的“苏丹红”事件引发肯德基危机以来,肯德基、雀巢、宝洁……,一系列国际知名品牌的信誉在中国遭受重创。而对德勤审计报告的质疑,表明这一危机正在从产品领域蔓延到服务领域。
        2001年,由于国内市场对国内注册会计师行业失去信心,我国引入世界五大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普华永道、德勤、安永、毕马威),目的就是为了发挥它们的表率作用,建立规范的中国会计制度、树立行业信用。但奇怪的是,得到中国政府和资本市场推崇的五大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并没有坚持自己的职业操守。如2003年毕马威因涉嫌在锦州港)虚假陈述案中负有连带责任,而被中国投资者起诉。这次“德勤危机”,更将加剧人们对这些世界知名会计师事务所的怀疑。
        事实上,联合国贸发会议早先曾有一份报告指出,世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在给亚洲公司进行审计时,采用较低的审计标准,而同时又以其令人尊敬的会计职业名声签署审计报告,给人以公司财务状况健康的假象,说明一些事务所并没有在上述地区提供与其收费相符的服务品质。 
为何毕马威与德勤在发达国家声誉良好,却在中国为了区区百万元人民币的审计费做出有损信誉的事?这使笔者想起一句古语,“淮北为橘,淮南为枳”。除了这些企业追逐利润的本性,中国目前的制度土壤也为毕马威和德勤提供了宽松的法律环境:会计师事务所违规成本极低,所面临的民事赔偿责任几乎为零。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计师事务所不再坚持自己的职业操守,不但是作为企业的利润本性使然,更是大环境的必然。
        孔子曾经质问学生:“虎兕出于匣,龟玉毁于匮中,是谁之过欤?”对一个企业来说,仅有职业操守是不够的,制度规范是更为有效的杠杆。毕马威与德勤陷身丑闻再次说明,加大对大型跨国公司的监管力度是必要的。如果中国市场本身缺乏基本的监管制度,并且监管不力的话,即便在国际上声誉卓著如德勤者也有可能走向堕落。我们应该制定更为严厉的监管和制度规范,为违规和违背职业操守设定具有威慑力的足够高的成本,填补可能存在的制度罅隙。
 
       学术规范
       顾案在业界之外引起的最大风波,是公众对主流经济学家进至整个学术界学术道德及个人道德的广泛质疑。中青报刊出王石川评论《张维迎何必匆忙与顾雏军划清界限》,指出“经济学家要有身份意识,要敬畏良心道德标准,其底线就是要诚实。”
        王石川:张维迎何必匆忙与顾雏军划清界限
        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雏军被拘,无声地为曾沸沸扬扬的“倒顾”与“挺顾”之争下了一个阶段性结论。据《证券时报》报道,日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回应了记者就此事的采访,打破了当初力挺格林柯尔的经济学家们的集体缄默。在接受记者“对顾雏军先生被拘这件事情,您是怎么看的呢?”的采访时,张维迎答道:“我和他不熟,企业我也不太熟。”
去年“郎顾之争”鼎沸之际,在“2004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张维迎力挺顾雏军,坦承他20年来一直为企业家说话,并说出“最高能力的人从事企业”的谀辞,而当时顾雏军正在会场。但是,现如今,张维迎为何说与顾雏军不熟了呢?
        记得当年胡适誉满天下,时人纷纷以“我的朋友胡适之”自许,而胡适在宦海沉落时,也有人避之惟恐不及;巨蠹胡长清在任时,前去找他索字的人络绎不绝,一时南昌街头到处都是“胡氏书法”,一旦他东窗事发,南昌街头则刮起“铲字风”。眼下的顾雏军已是失势的顾雏军,有些人前倨后恭,也不外时势使然。
        当然,张维迎与顾雏军熟悉与否,无须深究。问题在于,作为名头颇响的经济学家,不能动辄选择性失忆,而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在“郎顾之争”风生水起时,张维迎屡屡发出毒誓:“学者要有公信力,我不与无耻的人论战!”并煞费苦心地给学者重新定义:“一个缺少公信力的人,他对学术是不会严肃对待的,他实际上是在戏弄别人。一个学者要有公信力,首先得有良好的个人品德,其次要有严谨的学术态度。”诚然,学者要有公信力,但拥有公信力的前提应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起码要做到为自己的言行负责,而不能首鼠两端,尤其不能娴熟于玩变脸。
        如今一些经济学家的口碑备受质疑,于是有人撰文说,批评经济学家时应“对逻辑质疑,而不是对论者道德质疑”。此言不虚。关键是,被批评的经济学家已经扬言论敌是“无耻的人”,并且断然否认与企业家有关系———“我和他不熟”了。这种态势显然已经关乎道德。大谈阔谈“无耻”,出尔反尔“不熟”,这种秉性难道不关乎道德吗?
         其实,经济学家为某个利益集团代言并无不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马克维茨,就曾担任日本某投资公司副总裁,美林和摩根等大公司也掌控着一些经济学家。关键是这些经济学家对此并不讳言,不会冠冕堂皇地空谈“学者的独立性”,更不会以公众代言人之名误导公众,当然也不会煞有介事地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挥舞道德的大棒伤人。
        反观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其作为则着实让人不能恭维。
        经济学家、尤其是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不能不敬畏良心道德标准。他可以不为公众代言,也可以不为弱势群体说话,但他不能视公众为群愚。萨特说:“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不是知识分子,但是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时就是知识分子。”反套这句话就是,一名经济学家在书斋做学问时不是知识分子,当他在公众场合发言时便有可能是知识分子。因此经济学家要有身份意识,要敬畏良心道德标准,其底线就是要诚实。   
        经济学博士关音则在《新京报》撰文《经济学家们失去公信力了吗?》,除对顾案中某些经济学家们的个人品格表示谴责外,也对现行的学术评价标准、科研管理体制提出质疑。
        关音:经济学家们失去公信力了吗?
  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关于“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的言论一出,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恐怕在于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杆衡量经济学家的秤。标准不同,自然对丁教授的言论的评判也不同。不过如果要说对经济科学的贡献的话,那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们确实是凤毛麟角。
  现在关于对丁教授观点的评论,多数是批评经济学家们不务正业、乱说话,最大的罪过在于被某些利益集团收买,替强势集团说话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任何人的言论都不可能不代表一个阶层、一个集团、一个领域、一个方面,不管这个言论代表的是强势的一方还是弱势的一方,经济学家自然也不例外。所谓独立性本身就值得商榷,一旦和现实的利益联系起来,哪里会有什么独立性。除非经济学家回到书斋,不再关注现实问题。代表某个集团说话本来没有错,但是如果通过经济学家们自己的言论使得强势集团得以盘剥已经处于弱势地位的某些群体的利益就不是一个学理上的问题了,而是一个良心的问题了。特别是在中国现在这样一个分化和差距如此巨大的社会当中。这是一个最应当引起某些经济学家反思的问题。
  我丝毫不反对同行和公众对于一些睁眼说瞎话的所谓“经济学家”们的鞭笞与唾弃。不过把一些人、一批人的行为推演到整个经济学研究群体上那就不对了。
  在中国这样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环境下,要求经济学家都躲在书斋里面不动声色,“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仅仅于学术研究无益,也不符合中国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理念。中国的经济改革还在继续,而且越来越到了一个“深水区”,需要经济学家们为这个国家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要求学者都去研究理论自然也是一种不客观的观点。但是一哄而上,都去对现实问题指指点点也不是什么好事。
  关注现实、研究现实没有错,中国的政府、企业、公众也需要这样的经济学家。
  对于现实的思考和研究在当下的中国似乎也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们在做的事情吧,其他学科的人不也在关注和研究吗?怎么单单经济学家受到了如此的待遇呢?
  问题可能就在于一些经济学家面对这样一个巨变的时代也失去了对自己学科领域研究的基本认识。科学研究确实是有严格的分工和界线的,对于自己学科领域研究的问题时常发表些言论倒也不足为奇,但是必须要恪守自己的研究领域,这也是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   
中国经济学家们正在遭遇一个多事之秋。但是很显然,这些现象的出现不单单是经济学家们的问题,还有我们的学术评价标准、科研管理体制等一系列问题。
  但是,我想,经济学家们只有恪守自己的研究领域和职业道德才能重新建立这一群体的公信力。
 

[法理分析]
          当初有些企业的产权转让,是在当地政府的极力撮合或者说是主导下完成的。正是因为这种“极力撮合”和“主导”导致了这些企业的产权改革缺乏相应的透明度,缺乏相应的市场化运作程序,缺乏对收购者科学的考量,最终才导致了大量的“肯定之后的再否定”。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作为国资或公有资产的监护者,地方政府缺乏对企业微观运作的把握,缺乏对收购者的辨别能力。
        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到了必须考虑如何来减少政府的决策失误,如何降低改革成本的时候了。第一,在国企的产权改革和股权转让过程中引入市场化的运作机制,比如公开竞价等。顾氏收购美菱的案例就是一个教训,当时合肥市的有关领导去格林柯尔的参观考察了一下,觉得不错,最终促使了格林柯尔的入主,而当时也有其他厂家出价更高,实力更强。第二,我们要从“扔烂摊子”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对股东负责的态度来认识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第三,正确认识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的本质。一段时间以来,国退民进似乎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国有企业改革的幅度和数量似乎成为考核政府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然而,事实告诉我们,要区别对待,防止“一改就灵”的思维方式,适合改革的就改,不适合的或者说条件不成熟就不能盲目的去转让股权。最后,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的收购过程中,应客观评价目前民营企业的实力和素质。把国有企业的股权转让给那些真正具备经营能力的民营企业,转让给那些真正具备资金实力的民营企业,防止部分民营企业“空手套白狼”。
        目前我国大多数度国企改制采MBO(Managers Buy Out,管理层收购)模式,国资在出让时也遵循着“M优先”的原则。其利在于,管理层对企业更为熟悉,最有可能带领企业脱困。其弊在于,M们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人为制造企业亏损,压价将其买入。
        在制度设计中,必须考虑到风险因素。法国的方式值得我们借鉴。法国在国有企业产权交易过程中,整个过程必须是透明的,同时企业要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一旦决定对某一国有企业实施转让,要在政府公报上登载对这一国有企业进行转让企业的评估报告,然后将这一报告递交到股权及转让委员会。同时,还要招标挑选受让方。这种招标是完全公开的,选定受让方常依据经济(保证国家取得合适的转让收益)、社会(能解决被转让职工就业)、企业(能使被转让企业有稳定发展)三大标准。股权转让委员会在对递交来的企业档案进行研究和听取企业、咨询银行以及经济财政部国库司的汇报后,将负责确定企业的最低价值,然后将最低价值的报告公布于众。该委员会还要审查其所确定的最低价值是否得以落实并公布关于转让运作具体办法的政府公报,在政府公报上登载经济财政部长签署的政令、确定通过公开出售报价进行转让的操作办法、预留给职工的股份、承包人包购数量和向投资者进行定向出售的股票数量等。最后进行转让认购。
        在这其中,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估事务所等各类中介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们使国资的整个交易过程曝于阳光之下。
        八十年代末以来美国29个州通过修改公司法,以法律的形式提供了保障企业职工权益的一种途径:要求经营者不仅为股东(stockholders)、而且还要为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服务,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依承担风险的比例享有对企业的发言权与控制权,相对缓和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这对我国国企改制中社会阶层摩擦的解决,不失为一种可能的润滑方式。
 
[编者建言]
         加强监管力度,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利益
         2002年美国安然丑闻爆发后短短几个月便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莱法案》,且由总统签署立即生效。相对而言,我们监管机构的反应就太迟钝了。近些年,中国上市公司丑闻不断,说明我们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时,过多重视了形式,而忽略了制度建设。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必须跟进。
        2005年6月1日,中国股市几乎跌破1000点,是8年来的历史最低点,这无疑是投资者信心不足的一个重要表现。如何重新树立起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在制度建设中,制度的执行尤其重要。通过制度,使违规者违规的成本大大超过违规的收益,才能有效防止类似科龙案的再次发生。
        证券市场规则的制定、法制建设以及证券市场的监管,则是带有很强“技术性”的问题,它的解决则可以通过人为努力、适当“提速”,有些问题的解决可能宜快不宜慢、宜早不宜晚。因此,市场监管层必须把握时机和“战机”,规范上市公司和市场中介的监管,努力完善市场运行机制,进而提高市场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在这一方面我们也是大有可为的。
        比方,对于上市公司行为的监管,除了诚信预警、审计监管及问责追究外,我们可以通过制订“高进低出”的上市标准与退市标准,严把上市公司质量关,确保股市“池水”干净、活鲜,从而相对提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还原市场价格信号,恢复股市的资源配置和经济晴雨表的功能,另一方面,它更有利于抑制投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与应得利益。
        与纽约证交所和NASDAQ相比之下,我们的市场“选秀”空间不大,优秀的入市资源不足,再加上除牌的“退路”不畅,往往的结果是“易进不易出”,甚至是“低进高出”,上市公司鱼龙混珠,投资只好变成投机,从而使股市功能退化或异化。因此,我们必须建立一种严格高效的进退机制,实行“高进低出”,即高门槛上市、低门槛退市,严把上市公司质量关。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益的最重要一环。
 
       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制衡公司内外利益集团的力量
        众所周知,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如果股权不分散、不均衡,则总是会存在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对于公司管理层而言,由于董事会和经理层所站立场不同,股东利益与雇员利益也是存在矛盾的。因此,在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上,如果没有一种利益制衡机制,则必然会出现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权益;同时,对于公司管理层而言,出于内部管理绩效的考虑,他们很可能会重雇员利益而轻股东利益,或者说,在他们看来,雇员利益总是高于股东利益的。
防止上述现象发生的途径之一,便是构建一个行之有效的独立董事制度。基于美国独立董事制度的成功经验,中国证监会从2001年8月开始正式在我国推行这一制度。经过近3年的实践,尽管非议不断、争议不少,但无论如何评价,独董制度的引入,对于中国“一股独大”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有一定制衡作用的。我国独董制度的问题在于:
        第一,独董制度作为一项普遍推行的制度,上市公司自身缺乏热情和主动性。它们往往从形式上搭建这一制度,作为一种对外的宣传和对上敷衍的“摆设”。从这个意义上看,上市公司管理层对于独董制度的态度是冷淡、消极而排斥的,这显然不利于这一制度的健康生长与发育完善。
        第二,独董制度被上市公司管理层视作一种外在的附加物,要么排斥它,要么“同化”它或是“收买”它。因此,在独立董事的人选上,上市公司总是力图寻找自己能信任的“朋友”,让他们最终充当上市公司的利益“代言人”和“庇护神”。
 
        学术人格的构建
        在刚性制度之外,由知识人格构成的经济学家阶层是一种动态的制度力量。即使制度的设计者纵然已绞尽脑汁,终究只能防君子,而不能防小人,再完备的制度总有一些可为自私自利的人有机可乘的弱点---而经济学家因掌握专业知识,他们能在动态中敏锐地洞察到企业家经济行为的实质做出及时的披露,从而对企业家行为形成约束。我们常看到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动辄在报章上撰文训斥某企业的违规和不负责任,这种如影随形的监督,对国内证券市场乃至整个市场经济,都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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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 叶檀:《证监会处罚科龙的尴尬》,载《每日经济新闻》,2005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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