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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家都默认了财政监督灰色地带的存在时,一位普通农民因为财政局违规买了两辆车而将其告上法庭,不少人因此呼吁开放纳税人诉讼,希望以私权制衡公权的方式解决我国现行权力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并试图将纳税人公益诉讼作为我国宪政建设、民权保障的突破口和切入点。
 
[关键词]
 
纳税人 公益诉讼 财政监督
 
[案情介绍]
        2006年1月18日,湖南省常宁市爷塘村村民委员会主任蒋石林从一位县人大代表处听说常宁市财政局去年“违法购买了两辆小车”一事后,当即给市财政局寄去了《关于要求常宁市财政局对违法购车进行答复的申请》,认为财政局的湘D72783号别克牌小车和湘D72583号蒙迪欧牌小车是违法所购,是对纳税人钱的不当利用。依据宪法有关规定,他有权要求财政局将对此事的处理情况给予答复。2月16日,财政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雷柏生一行专程到了蒋石林家,对他的申请材料进行了简单的面对面答复。
        但是,蒋石林对雷柏生的答复不满意,于4月3日将一纸诉状递到常宁市人民法院,提出了三条诉讼请求:一、确定被告拒不履行处理单位违法购车和给原告答复的法定职责行为违法;二、确认被告在2005年超政府预算超政府小车编制购买两辆豪华轿车,滥用国家税款侵害纳税人合法权利的行为违法;三、依法将违法购置的轿车收归国库,维护财政“管家”的职责。
        4月10日,常宁市人民法院向蒋石林送达行政裁定书的,裁定起诉人蒋石林所诉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理范围,不符合起诉条件,故法院不予受理。
        同日,常宁市财政局局长周年贵到爷塘村上尤组当面蒋石林解释,诚恳地向蒋石林道歉,当面作了自我批评。
        可是,让蒋石林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次“会谈”后,随同周年贵局长前来的某媒体记者报道称:“在告别时,蒋石林紧紧握着周年贵的手,笑着说:‘由于对包干预算不了解,加上条件限制,调查取证不详细就匆忙上告了,请周局长不要往心里去’云云”,令他十分愤怒。
      “我怎么可能对自己做的事情都弄不清呢?”蒋石林称,如此描述只能已把他形容为“草率行事,并且根本不了解事实”的莽汉。他开始怀疑这些与当地官员同来同往的记者报道的公正性,并决意委托律师就此报道进行名誉侵权诉讼。
        据蒋石林说,自本报报道此事后,引起了各界的关注,也不断有各地新闻媒体联系采访,但他的本意只是想弄清楚财政局的车子超标原委和政府部门如何管理纳税人的钱,而此事引发的震动已超出其想象。而起诉之后,来自当地各个方面的压力也接踵而至。首先是他的亲戚都先后找他商量,劝说他不要再 “找麻烦”了。他的一个在政府部门开车的老表也亲自登门拜访,声称受到压力。为了摆脱这种尴尬局面,蒋石林只好将手机关了,压力最大时,甚至只得离开常宁市外出了几天。
         在常宁市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此案后,蒋石林已经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1]
 
各方观点
 
    官方态度:虽然此事在当地引起了不少赞扬,但常宁政府方面对此却颇不以为然。一位常宁市政府的干部就说,蒋的做法纯属“多管闲事”,因为这些事情有人大监督,有党委、政府部门管理,有纪检、司法部门查处,需要一个普通公民来“叫板”吗?
        实际上44岁的蒋石林已有两度“民告官”的经历,自己村主任这个职务就是通过法律手段失而复得的。1999年,蒋石林成为爷塘村第一个通过“海选”当选的村主任。2001年,由于蒋不听从荫田镇领导的工作安排,被镇政府宣布免去村主任职务。蒋不服,一纸诉状将镇政府告上法庭,最终法院判决蒋胜诉,他“官复原职”继续任村主任。也许在很多当地干部眼中,蒋石林就是“刁民”的形象。
        蒋石林起诉后,常宁市财政局局长周年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连用三个问句来表示自己的不满:蒋的这种起诉应该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每个人都起诉,那岂不是给购车的单位带来很多的麻烦?他同时质疑,原告蒋石林是一个农民,现在已经取消农业税,他是否具有纳税人的资格呢?”他缴的税到底够不够买一台车,够不够发工资呢?”[2]
        周年贵认为,从2001年到2004年,4年内局里没有买过车,资金有结余,经常务副市长批准,通过政府采购中心拨付资金,去年采购了两辆车,全年经费没有超出预算,也没有超出湖南省关于科级单位购车在20万元以内的标准。问题仅是存在名义上长期超编和实际上短期超编现象。常宁市委、市政府发文核定财政局4辆车的编制,但由于出售、赠予的3辆车没有及时到车管部门办理过户手续,造成财政局名义上小车长期超编。从今年1月16日省财政厅奖励一辆猎豹牌越野车至3月21日局里出售给江河乡政府一辆2000型旧桑塔纳期间,财政局拥有5辆车,实际上短期超编1辆。蒋石林1月18日寄出的申请书认为小车超编属实,但4月3日递交诉状时已不存在超编问题。
       相反,不少人通过各种渠道表示了对蒋石林的声援,并批驳了周年贵的荒唐发言。
       王平在《农民以纳税人名义起诉政府的标本意义》中谈到:这起公益行政诉讼引起了广泛关注,不管结果如何,这件事情都将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因为,这件事情不仅最直观地反映了纳税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也开启了公民依法监督政府机关的一个先河。
  在公权力部门及其官员,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尚且淡薄的情况下,纳税人依法维权是确保自己权利得到尊重的重要前提。这一点,从常宁市财政局局长周年贵的态度中就不难看出。他认为:蒋石林的这种起诉应该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每个人都起诉,那岂不是给购车的单位带来很多的麻烦?他同时质疑,原告蒋石林是一个农民,现在已经取消农业税,他是否具有纳税人的资格呢?
  这种无知不能不令我们震惊!众所周知,我国有20多个税种,许多税(比如流转税等)都包含在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里面,只要你购买了商品、接受了相关服务,就等于直接交了税,简而言之,只要是消费者就是纳税人,“人人都是纳税人”的说法也早已广为流传。
  蒋石林虽然是一个农民,但他的纳税人资格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一位官员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很难想象他能尽职尽责地为纳税人提供良好的服务。
  而且,蒋石林的起诉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公民监督国家机关乃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蒋石林是在给常宁市财政局寄信要求答复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提起诉讼的。
  透过常宁市财政局局长的态度,我们不难感受到个别官员对纳税人权利的漠视,正是这种漠视,导致了我国财政的巨大浪费。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提供的数据表明,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平均每年增长23%。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2003年行政公务的开支实际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7.8%,这意味着,超过三分之一的财政未能用于社会公共服务。
  公共财政制度是确保政府按社会公众的集体意愿提供公共物品,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则。当行政公务的开支大为增加,就意味着纳税人向政府纳税以享受社会公共产品的权利未能得到尊重。财政的公共性是需要有法律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来保障的,有了这两点,才能有效防止权力部门及其官员滥用权力损害社会成员利益。从这个意义来说,正是公民的监督权未能充分行使,才导致了行政部门权力的滥用。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人大代表指出,2004年,全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如果纳税人都能像农民蒋石林这样较真,发挥起监督作用,那么,还会有那么多的超标车横行无忌吗?
  现代预算制度是公共财政的基础。公共财政下的政府预算要求政府的所有收支都必须纳入政府预算,而且必须通过相应的法律程序才得以确立。预算一经批准就成为国家法律,任何违反政府预算的违法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即使是政府要对预算法案进行调整,也必须经过相应的程序批准才具有合法性。
  而在2005年常宁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市本级财政预算中,市财政局的预算经费是62万元,里面没有购买车辆的项目,财政局违规购车的行为涉嫌违法无疑。正是诸如此类的随意突破预算限制的违法行为的蔓延,才造成了财政的巨大浪费。
  因此,需要每个公民都像蒋石林那样,通过合法的渠道,依法维护纳税人的权益,促使公权力部门及其官员严格依法行政,促使财政逐渐回归到公共性的本质上来。[3]
         杨耕身在《“农民不是纳税人”背后的权利关系》一文中写道:以财政局局长之身份,竟然搞不清农民是否具有纳税人之资格,竟然搞不清纳税人之谓已非某一个人而是一个巨大群体的事实,反而提出了“他缴的税够不够买一台车”这样低能的问题。
我猜,这绝非是有意打扮出来的无知与弱智。其背后真正呈现的,是纳税人与国家、政府间权利关系模糊的、不确定的真实状态。
  现代社会运行一个基本常识是,良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公正是人民所需要的,人民因此而纳税。因此国家、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就天然存在着一种权责对等的契约关系。换言之,纳税人缴纳了税款,也同时获得了权利。而这种权利主要体现于两个层面,一是体现于纳税人与征税机关的关系中。二是从纳税人与国家关系的角度而言,体现于宪法所规定的纳税人权利,如民主监督权。
  但这种最基础的契约知识并不为包括财政局长这样的政府官员在内的大多数人所知,实在是与一直以来,税收征纳双方并不对等的征纳关系有极大关系。一方面,传统的皇粮国税观念所导致的索贡与纳贡的格局,阻碍了现代社会纳税人意识的培育,另一方面,将纳税人意识简单地等同于纳税意识,过于强调依法纳税是公民应尽的义务而忽略了纳税人应享有的权利,不仅导致了由纳税人养活的政府官员自身对纳税人权利的无知,同样也导致了纳税人自身的模糊。在报道中,当蒋时林疑惑于“他们为什么敢这样乱花钱?”并想搞个明白时,朋友们都说他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正是这种模糊状态的真实写照。
  而除上所述,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法律对于纳税人权利保障的缺乏。在目前,这类诉讼在我国并没有具体的司法程序的支持。这是法律规定本身的不足。事实上,我们并没有一部《纳税人权利法》。而在美、英、加、法等国家,都将纳税人权利写进了宪法,并制定了相应的保护纳税人权利的法律,颁布了诸如《纳税人权利宣言》和《纳税人手册》等法规文件。
  从纳税人应当享有知情权以及民主监督权而言,蒋时林的起诉要求无疑是正当的。由此而言,与其说蒋时林以纳税人的名义提起的诉讼,唤起了人们对于税款用途以及公共财政的关心,不如说,它在让我们思考如何能建立一种有效的方式,保障或保全纳税人权利,重构国家、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 [4]
        本案经媒体报道后,学界就纳税人诉讼是不是公益诉讼,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提起诉讼展开了大量的讨论。
        胡星斗教授认为,纳税人诉讼是解决经济学上“公地悲剧”的有效手段。经济学对此问题提出过如下解决途径:建立利维坦组织,私有化,建立NGO,而纳税人诉讼则是解决此悲剧的第四种手段。他通过考察发达国家的已有的纳税人诉讼制度,认为我国也可以逐步建立这项制度,而且纳税人诉讼制度的建立不会造成许多人所担心的“诉累”现象,因为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可以限定为人大、监察、审计部门的监督和处理没有效果或者他们不作为时,再通过纳税人诉讼。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丁学济认为这种公益诉讼合法合理。
  蒋石林作为一个农民敢于就“违法购车”状告财政局,意义非常重大。有人说政府的财政支出与该公民没有明确的利害关系,不符合《行政诉讼法》中对于起诉的要求,我认为正是由于这场诉讼与蒋石林个人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才体现出它是公民行使“当家做主”权利的伟大之举。如果多数公民都像蒋石林那样关心国家大事,我们的国家一定能够管理得更好,发展得更快。
  笔者认为,蒋石林的诉讼请求是合理的。《预算法》规定:“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财政局购车不在人大批准的预算范围内,也就是说财政局擅自更改了人大已经批准的财政预算,所以财政局的做法是违法的,蒋石林的诉讼请求从根本上具有合理性。
  蒋石林起诉本身也是合法的。《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虽然没有直接侵犯蒋石林个人的合法权益,但作为一个市的财政资金,应该属于全市人民所有,不能说与蒋石林个人没有关系。同时,《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具体的法律规定都必须服从于《宪法》这个国家根本大法的规定,所以,蒋石林当然有权就财政局的违法行为提起诉讼。 [5]
        杨涛在《行政公益诉讼是需要合理边界的》一文中虽然认为蒋石林的勇气可嘉,表明了公民意识的逐渐觉醒,并为探索行政公益诉讼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然而对于财政支出这种行为能否以诉讼的方式提出并且是否可以纳入行政公益诉讼的范畴持否定态度:
        杨涛首先认为从实然角度也就是从现行法律规定上讲,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也就是说原告与行政机关具体的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所以说我们国家并没有建立为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而对行政机关起诉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因此,法院驳回蒋石林是合法的。
        继而提出而从应然的角度也就是从合理性上讲,尽管行政公益诉讼是有先例可循的,是可行的,但公民个人提起国家机关违规使用财政资金此类的行政公益诉讼值得商榷。
        从诉讼经济的角度上讲,是不支持公民个人提起国家机关违规使用财政资金此类的行政公益诉讼。司法是需要成本的,而司法资源总是有限的,因此,在诉讼中必须讲究成本与效率,讲究诉讼经济,司法资源要尽可能地运用到最需要保护的地方。
        从公民监督政府的形式上讲,现代民主国家基本都是代议制民主国家,就是人民选举人民代表,由人民代表产生政府和监督政府,人民对于监督政府的形式主要依靠议会来进行监督。政府的财政开支行为是否合理、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都要受到议会的监督,这也是一种强有力的监督,公民正常的监督政府形式往往应当通过人民的代表来进行,通过舆论来进行。否则,任何公民都可以对政府任何行为提起诉讼,无异于直接民主、“广场民主”的现代翻版,人人都可以一不高兴就起诉政府,法院必将陷入于公民诉讼的汪洋大海。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在美国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联邦最高法院就开始承认了纳税人的诉讼原告资格,日本也在1962年制定的《行政案件诉讼法》中确立了民众诉讼制度,但纳税人一般不能仅以监督者的身份起诉,其在起诉时,应多少证明自己的利益比其他纳税人的利益更多地受到了不利影响,其性质主要是救济性的,其监督性是第二位的。
         从行政权与司法权力的分立角度上讲,也是不支持公民个人提起国家机关违规使用财政资金的此类行政公益诉讼。西方国家主张“三权分立”,我们国家尽管是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但对于政府与司法机关也强调权力的分离与监督。行政与司法权需要制约与监督,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制约与监督的前提是分立。司法权不能过度涉及到行政权中,因此,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坚持“合法性”审查,一般不审查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这是司法留给行政的一定自由裁量权,以方便行政机关执法。那么对于国家机关使用财政资金这种行为是否违规,往往是行政机关的内部管理事务,标准也是行政机关内部制定与判断,法院也不宜过多地涉入,事实上有时法院也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应当交由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与人大的监督。法院如果确实要介入,也应当以有权的行政机关不作为而公民对其不作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时,责令有关机关进行调查处理。
所以,行政公益诉讼坚持合理的边界是必要的,公民不宜通过诉讼直接监督财政支出。在我们国家,之所以出现农民蒋石林状告常宁市财政局“超预算、超编制购买豪华轿车”的事件,事实上本质并不在于没有行政公益诉讼就无法解决这类问题,而是有关人大、人大代表及相关行政机关监督不力的问题,是公民向人大、人大代表及相关行政机关提出批评、建议的渠道不畅通的问题,是公民有力地监督人大、人大代表及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缺乏有效程序的问题。[6]
 
 
 
 
[深度观察]
 
        已有些许法治光芒的今天,“民告官”早已不再稀奇。但本案之所以成为影响性诉讼,乃是由在民告官背后一些深层次问题所决定的。
在此案中法院将面临两难抉择:无论判决哪一方胜诉,都会引起社会的共振。目前各级政府组织违反财经法纪的情况非常普遍,老百姓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如果判决原告蒋石林胜诉,可以想象得出,将会有更多人提起此类诉讼;相反,如果判决原告败诉,又将在某种程度上纵容此类违规行为,也会降低法院本已不高的公信力。退一步讲,不论输赢,此一个案一旦得以立案,至少确认了纳税人此种情况下的诉权,这就已经为此类诉讼打开了缺口。
        从各国历史经验看,法官在面临这种制度层面的两难抉择时,更多时候是趋向于保守的,更多时候会回避给自己出难题。他们会综合考量社会对于裁判结果的承受能力。本案在一审时,法院显然是采取了回避的策略。
        透过本案我们还可以感受到民众对于政府的一种不信任心态。不少人已经对公权力制约公权力失去了信心,他们现在更热衷于通过私权利来制衡公权力。
        这其实是同宪政发展史的逻辑不一致的。控制财政支出实际上是控制政府使之成为有限政府的最重要手段,所以英国在进入资本主义之初那场革命自始至终都在围绕财政权展开。后来所有法律发达国家的宪法也无不强调议会的财政权。从形式上看,我国的宪法在制度安排上也是如此,各级人大每年要审议上一年度的预算执行情况和通过下一年度的预算;各级人大常委会可以监督本级总预算的执行,审查和批准本级预算的调整方案,审查和批准本级政府的决算,撤销本级政府和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关于预算、决算的不适当的决定、命令和决议。然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这一制度往往被虚置了。我国人大的权力更多的时候仅仅是一个象征意义,由于会期太长,人大代表又是兼职,参政能力和动力又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人大作为议会的而发挥出的实质性功能是很弱的,它不仅在财政监督上显得无力,在人事、立法等各个方面都是一个橡皮图章。所以,尽管作为议会的人大本应有更大的动力去监督政府的财政支出,但现实却与之大相径庭。这就暴露出我国制度上的畸形。要想改变人大对政府财政支出监督的不力状况,我们不能只是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应该在这种关系的一端寻求解决之道。
        在议会漠视了自己权力时,当前一些部门违反财经纪律、财经法规的情况往往都通过政府审计部门进行监督的行政途径予以解决。依据《预算法》规定的“各级政府审计部门对本级各部门、各单位和下级政府的预算、决算实行审计监督”,近年来,各地相继刮起了“审计风暴”。但审计未必就真的可以解决问题。一则虽然审计部门采取了各种措施保障其工作力度,如审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等,但是审计监督毕竟只是政府的内部监督;二则其监督力度未免因人而异,现在全国上下盛赞李金华就表明不是审计做得好,而是李金华做得好。
常宁市一名政府干部说蒋石林的做法纯属“多管闲事”,这些事情有人大监督,有党委、政府部门管理,有纪检、司法部门查处,还需要一个普通公民来直接“叫板”吗?但现实的情况是正是这些部门都没管,尤其是人大的缺位直接导致了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的肆无忌惮,在此背景下,才有蒋石林站了出了。可以这样讲,当公权力集体失语的时候,人们只能用私权利来救济。
常宁本地官员对于蒋石林起诉的反应仅为“多管闲事”,或者源于他们无知,或者源于他们无耻。我们毕竟已经是在现代财政的框架下运行着,对于现代财政的一些基本精神是应该可以达成共识的。官员在本案后的反应一直强烈表现出一种“官本位”思想,所有辩驳都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但如果一位地方财政的主管连纳税人的基本概念都搞不清楚,他们怎么可能认真对纳税人负责呢?不知道是不是急于挽回面子,周年贵在自己接受媒体采访发表无知言论后不久就带着记者大张旗鼓的登门解释,但戏剧性的是随同前往的媒体回头就迫不及待塑造一个宽宏大量和耿直的财政局长和一个无知、莽撞而又有点小人气的农民。笔者无意于做更多的猜测,但周年贵讲“缴的税到底够不够买一台车”或许不经意间告诉了我们一些东西,按这种逻辑推断下去,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监督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利,是要分等级的:纳税多则权利多,纳税少则权利少,不纳税就没权利。这是一种典型的富人政治思维。[7]官员们虽然看多了来自精英的挑战,但农民在现行制度安排下几可算作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又历来是顺从的“良民”,骤然而起,官员们或多或少有点不习惯,继而在不习惯中开始恼怒。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官员长期面对顺民难免会习惯的高估自己的权威。当有一天顺民不再顺从时,官员的反应竟然显得滑稽。官员当惯了“父母”,早已忘记税收的本质。
        其实周年贵那句“如果每个人都起诉,那岂不是给购车的单位带来很多的麻烦”真真正正的说穿了问题。官员们不愿意有人监督自己,给自己带来麻烦,也正是 “麻烦太少”,才使得各级政府滥用财政、挥霍无度。
        王天华教授在谈到本案的公益诉讼意义时就认为我们对于纳税人公益诉讼要以理性的眼光去看待和理解,要考虑到制度价值与制度建设的关系,不能只看到制度价值而不去看该制度是否能与本国的法律体系相整合,对于是否应当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应当进行理性的逻辑分析,仅靠制度价值是不足以支撑制度建构的。
        公益诉讼这个概念在现在的中国比较热,这实际上是因为公益诉讼承载了公民对政治民主的渴望。但这种希望用法律方式解决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问题,究竟能有多大作用呢?有人说,在美国所有政治问题最后都是法律问题,在中国所有法律问题最后都是政治问题。有人在分析本案时提出我们应该完善预算法治,这当是没有疑问的。但问题是预算执行中的问题不是没有相关法律去规制,而是明白无误的违背了这些规制的法律。在这样的情况下,越多的法律就越显示公权力的无能。我们的制度存在的是结构性问题而不是技术性问题。
    

[建言]
 
       我国税收在征纳过程中,过于注重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而忽略了纳税的本质,即纳税人通过支付一定的税金,来购买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更多时候只是一个口号,”用之于民”的具体数据常常是缺失的,纳税人并不清楚。相反,国外发达国家却会向纳税人发放资料,列明其财政支出,建立纳税人与征税人之间的信任。这也更利于培养公民的纳税人意识,使纳税人更容易认清自己对于社会和国家的责任,能够更主动地履行纳税义务,所以大家会觉得外国企业在税收反面比中国更重视诚信,这绝不是孤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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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上内容根据《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公开报道整理而成。
[2] 2006年4月5日《中国青年报》
[3] 王平:《农民以纳税人名义起诉政府的标本意义》,引自《上海证券报》
[4]杨耕身:《”农民不是纳税人”背后的权利关系》,引自《燕赵都市报》
[5] 引自正义网
[6]杨涛:《行政公益诉讼是需要合理边界的》
[7]参见《政府应善待纳税人监督》,引自中国评论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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