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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基本法》上,平等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本权利,在第一条规定人的尊严、第二条规定个性发展自由和人身自由以后,第三条即规定了平等权。第一款的规定被称为一般平等条款,第二款和第三款为特别平等条款。其中,第二款专门规定男女平等问题,而第三款则特别列举不得作为歧视依据的事由。具体条文如下:

 

“第三条

一、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二、男女有平等之权利,国家应促进男女平等之实际贯彻,并致力消除现存之歧视。

三、任何人不得因性别、出身、种族、语言、籍贯、血统、信仰、宗教或政治见解而受歧视或享特权。任何人不得因其残障而受歧视。”

 

一般平等条款的核心在于禁止对于相同的情况进行不同对待,对不同情况进行不同对待。然而,什么情况属于相同情况,什么情况属于不同情况,则并不是一个一目了然的问题,经常存在争议。严格地说,没有任何两种情况是完全一样的。在判断两种情况是否属于相同情况的时候,需要选择一个区分标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区分标准和所追求的目的之间是否存在合理联系。如果所采取的区分标准和目的之间没有合理联系,则有关区分违反平等权。一般平等条款的这一含义其实也体现在第二款和第三款中。这两个特别条款要求不得不合理地以性别以及其他列举事由作为区分标准。区分标准越接近这些明确禁止的标准,则审查这些标准是否合理的时候就越应当进行严格审查。这些理论,在欧共体范围内都被普遍接受,也是欧洲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最近以来,欧洲法院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分别作出了两个相关的判决。

 

欧洲法院的判决(参阅www.curia.eu.int/de/actu/communiques /cp05 /aff/ cp0500 99de. pdf):

 

为了改善老年失业者的就业状况,德国政府在法律中规定,录用超过52岁的求职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规定合同期限。而对于52岁以下的求职者,则不适用这一规定,即雇主无权对劳动合同规定期限。在一个相关诉讼中,欧洲法院认为该规定以年龄为区分标准,违反欧共体法律,侵犯了52岁以上求职者的平等权,因此无效。

 

在这一案件中,德国立法者以年龄为区分标准,将求职者分为52岁以上和52岁以下两个群体。然而,这一区分是否合理,需要看所追求的目的是什么,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合理的联系。并不是所有以年龄作为区分标准的法律都是违反平等权,例如规定适当的退休年龄就不存在侵犯平等权问题。就德国的这一法律规定而言,其用意是改善老年失业者的就业状况。一般而言,由于解雇员工的费用很高,雇主招聘员工非常慎重。相对而言,老年求职者比年轻的求职者在劳动市场上机会更少。如果允许雇主在聘用老年求职者的时候规定劳动合同的期限,则可以降低聘用老年求职者的(潜在)成本,从而使得老年求职者得到更多就业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根据老年人和年轻人在就业市场上客观的机会不平等,在法律上以年龄(52岁)为标准,在求职者之间进行区分,是符合一般平等条款要求的。欧洲法院的这一判决没有看到这一点,值得商榷。

 

 

 

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参阅2 BvR 524/01号联邦宪法法院判决,http://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de/cgi-bin/link.pl?entscheidungen):

 

根据德国200511日起生效的《居留法Aufenthaltsgesetz》第21条第1款第1句的规定,外国人在德国境内生的儿童,如果母亲具有居留权,则该儿童也取得居留权。在一个案件中,一对土耳其夫妇生了一个小孩,父亲具有居留权,但是母亲没有居留权,因此德国的外国人管理机关拒绝向该儿童授予居留权。儿童的父亲以其该儿童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 但是所有审级的行政法院都维持了行政机关的决定。最后该父亲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愿。

 

宪法法院认为,《居留法》的这一规定区分了父亲有居留权的外国儿童和母亲有居留权的外国儿童。母亲具有德国居留权的儿童,相对于父亲具有居留权的儿童,受到了优待。这构成了《基本法》第3条第3款第1句意义上的特权。这种区分是否合理、是否必要,则需要进行相应的考察。

 

《居留法》第21条的调整事项并不是母亲和婴儿的关系,而是调整外国人所生子女的居留权问题。就此而言,并不是必须根据母亲是否具有居留权来决定其子女的居留权问题,同时将父亲的居留权状况作为标准也是可行的。

 

此外,根据父亲的居留权状况作为标准实践起来也没有困难。一般而言,确定一个婴儿的父亲不是问题。而且从《居留法》的有关规定来看,立法者也不是针对不能确定儿童的父亲的情形作出这一专门规定。

 

此外,《居留法》作出的这一区分也不能从有关的宪法条款来找到根据。根据《基本法》第6条的规定[1] 儿童受到保护。然而,为了对儿童提供保护,没有必要将外国儿童的居留权问题仅仅取决于其母亲的居留权状况。排除父亲的利益,并不促进家庭团聚和婴儿出生后母子之间的密切关系。立法者进行这一区分,没有充分考虑到父母具有同等的监护权利,也与父母共同抚养、甚至有时候父亲单独抚养儿童的实际情况不一致。因此,《居留法》第21条第1款第1句的规定违反《基本法》第3条第3款第1句的规定。

 

从这两个案件可以看出,德国甚至欧洲范围内,平等条款并不要求法律抽象地平等对待所有人,并不禁止根据包括性别在内的一些标准进行区分,但是,这种区分一定要必要、合理,要符合所追求的目的,或者说有助于达到有关目的。如果立法者所追求的目的和区分的标准没有联系,则违反平等条款。

 

德国的平等权理论也可以用于分析中国的有关平等权案件。在四川成都的身高歧视案件中,银行将身高作为一个标准,从而区分了168以上和以下的男性求职者。银行职员要胜任其工作,必须掌握必要的知识和能力,但是是否达到168,则和工作能力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以身高为标准进行区分,没有任何根据。但是,身高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作为区分标准。例如一个公司招聘模特的时候,就可以提出身高要求。在安徽乙肝携带者歧视案件中,情况也是类似的。一个公务员是否为乙肝携带者,对其工作能力也没有影响;因为乙肝携带者不传染别人,所以也不会导致公务员所在机关的正常运转。以应聘者是否为乙肝携带者作为区分标准,也是没有根据的,违反平等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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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六条

一、婚姻与家庭应受国家之特别保护。

二、抚养与教育子女为父母之自然权利,亦为其至高义务,其行使应受国家监督。

三、惟在养育权利人不能尽其养育义务时,或因其它原因子女有被弃养之虞时,始得根据法律违反养育权利之意志,使子女与家庭分离。

四、凡母亲均有请求社会保护及照顾之权利。

五、非婚生子女之身体与精神发展及社会地位,应由立法给予与婚生子女同等之条件。

                                          转自宪政知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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