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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中国大陆学者间以北京大学法学院巩献田教授的一封信为导火索,就要不要制定《物权法》及《物权法》草案违宪与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目前虽已尘埃落定,但所涉及到的问题仍引人深思。专家学者们已然从民法原理、经济体制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论理,然以笔者看来,还是有必要从公法或宪法角度继续澄清争论的焦点——平等权问题,或者说,如果我们从宪法角度深入分析平等权问题,就更能把握住争论的核心意义。

  笔者相信,争论双方都同意,所谓的平等权第一应指现行中国宪法中有关平等权的规定(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或规定精神(如“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二应指一般理念上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平等或平等权”。但从这一点出发,双方就对平等或平等权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并在不同理解的基础上引发了争论。对于这一差别,争论双方似乎并不在意或并未明确指出。据我观察,在这场争论中,双方至少是在三个层面上使用平等权概念: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平等权、宪法和法律意义上的平等权、实践意义上的平等权。除此之外,还应指出,双方在使用“平等”或“平等权”时,往往并不在同一语境下,所以得到的观点和结论也就产生了不同。对此,笔者不揣冒昧,试图从如下几个方面对这几种平等权之间的关系予以阐明。

  一、哲学意义上的平等与法律意义上的平等

  首先,巩献田教授在谈到《物权法》违背社会主义原则时说:“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并保卫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使每个公民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为公民权利平等提供了物质保障,这是社会主义公民权利平等的基础和内容”(见人民网:“民法权威齐聚人民大学 力挺物权法草案”)。这里,巩教授所说的“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平等,而“公民权利平等”和“社会主义公民权利平等”则指法律意义上的平等权并且,前者是后者的“物质保障”及“基础和内容”。这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公民法律权利平等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公有制,公民根本不可能享有真正的法律上的平等。

  有学者说,读罢巩教授的信后感到“恍若隔世”,我想就是在读到巩教授的上述观点而引发的感想罢。因为这种观点正是三十年前“文革”理论家们所诠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一原理揭示了这样一种财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是以“资产阶级法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即指不管一个人的实际财产能力或财产占有状况如何,社会或国家先用法律确定所有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所有公民在此基础上进行公平竞争,各自追求自己的幸福;由于前事人们在生产资料和生产手段占有上的实际不平等,最后结果肯定是社会的财产不平等,有人可以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但有人就必须终日奔忙而求得一餐;同时,在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因而获得政治上的统治权即为社会制定规则的权利,继续用法律平等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经济优势(法权)。因此,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从社会获得大致相同的财富并真正获得政治上的、社会上的平等权利,就必须“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应当让所有的人在生产资料占有上一律平等即变私有制为公有制,只有这时,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才会与人们之间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实际相吻合。理论家们断言,资产阶级法权以法律平等为出发点,而以社会不平等为终结;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则是以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平等为出发点,而以社会平等为终结。

  从法学上说,这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起点平等”与“终点平等”的问题。举例来说,资产阶级法权下是这样一种平等:在百米赛跑中,人们不管年龄老幼,从蹒姗学步的儿童到耄耋的老人都在同一时间从同一起跑线上出发,结果不言而喻,一定是青壮年获得冠军。而终点平等是要让人们按年龄分为不同的组进行比赛或者是在不同的起跑线或不同的时间起跑,使大家到达终点的时间大致相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按照第一种规则进行比赛,冠军就是一个人,至多有二、三个人成绩比较接近地到达终点,奖品的归属很明确,少有争议;但按照第二种规则进行比赛,可能大家都是冠军或成绩都比较接近,一方面奖品不好分配且没有任何获奖的意思,另一方面人们会对出发时的程序争吵不休。有经济学家还做过更形象的比喻,大意是:资本主义经济实行“丛林法则”,允许老虎吃羊,虽然残酷但很自然;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则实行“官僚法则”,不允许老虎吃羊,但老虎也不能吃草,于是就要有一种超乎老虎和羊之上的力量来控制老虎并向老虎提供食物,或者把老虎也变成羊,虽不残酷但不自然、甚至是不可能的。这就无怪乎马克思和列宁都设想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是没有官僚机构的社会,而实际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建起了远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庞大的官僚体系。

  从这一点看,巩教授所阐述的起点平等的哲学观是经不起理论推敲的,同时也已在实践中证明是错误的,至少从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后久已被人们抛弃了。中国至今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绩很大程度上都是放弃终点平等的结果。

  笔者不太懂民法,但可以向读者提供从“资产阶级法权”的辞义分析上解读争论另一方观点的视角。第一,“资产阶级法权”一词应当译自于德语的ürgerliches Recht。其中的ürgerlich意为“资产阶级的”,但也意指“民事的”;Recht则既有抽象意义上的“法”之含义,也有“权利”的含义,所以在哲学中译为“法权”。第二,在现代德语中,ürgerliches Recht通常已经失去了哲学或阶级含义,完全属于法律概念,如果指法律,则是指私法领域中的商法与劳动法的总合;如果指权利,就是指民法典中的民事权利。二者都可以用外来语Zivilrecht来代替。第三,哲学意义上的ürgerliches Recht在英语中没有对应词汇,在法律意义上如果是指Zivilrecht的话,勉强相当于被译作“民权”的civil rights,因为英语必须用复数,没有civil right的说法。第四,ürgerlich相当于法语中的ourgeois(也是英语词汇),Recht相当于法语的droit,而且法语中也有droit de ourgeoisie,但似乎不能译成“资产阶级法权”,因为它主要指法国资产阶级在封建时代的权利,已从现代法语词汇中消失了。

  从上面的词义表面分析中可以看出,巩教授是在哲学意义上阐明平等权的含义,而其他专家、学者是在法律意义上理解平等权,因而当然会引起冲突。不过,从更深的层次看,马克思在使用“资产阶级法权”一词时,并不是从极端的阶级斗争观念出发的,根本上是从资产阶级民法角度去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只是在后来中国的“文革”中才被完全绝对化了、实用化了,成了一个政治标签,甚至变成宪法条文的“基础和内容”。

  二、从“违宪”的宪法语境谈平等

  第二步要说明的是在争论中双方使用法律意义上的平等权一词时的语境差异。巩教授说《物权法》“违宪”,主旨是说“违反社会主义原则”,从而根本不可能达到公民权利平等的结果。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在性质上是这样的:“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也就是全国公民在平等占有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同等的劳动取得同等报酬的平等,简单说来,就是劳动的平等。”但《物权法》却公然“废除”了“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规定,颠覆了国家的经济基础,因而怎么能够达到社会平等呢?

  笔者认为,从宪法学角度看,巩教授在这里维护的平等权是“原义”上的宪法平等权,也就是说,这里的平等权是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以及1982年宪法在1987年以前的含义。按照1982年宪法即现行宪法在1987年以前的规定看,除了宪法原第13条公民(即个体户和农民)拥有的“其他合法财产”(即简单的、不是用来剥削他人的生产资料)外,中国社会财富和生产资料基本上掌握在国家手中,即公民平等占有生产资料。这就意味着,从法律上说,只有国家是物权的主体,每个公民其实只在政治上是公共财产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宪法第33条所说的“法律面前的平等”,第一,在财产关系上指公民只具有生活资料交换关系上的平等;第二,在生产资料决定权上,公民不能与国家平等,甚至可以说,公民个人是财产关系上的客体,根本就不可能是国家的主人,也就只有“劳动的平等”了;第三,由于公民谁都不占有生产资料,因而公民间就无所谓在公共财产关系上平等或不平等。因此,如果在1987年以前的宪法语境下或者说倒退20年,巩教授对《物权法草案》的违宪指责就是正当的。

  不过,1987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后,特别是1999年对宪法第6条的修改已经转变了宪法语境。在这条修正案中,修宪者把“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变成了第6条第1款,而在新的第2款中规定了“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新宪法第6条的规定:第2款是第1款的但书,而第1款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高纲领”,像晁盖一样,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被“架空”了。这一架空的意义在于,宪法使各种形式的所有权人成了在法律上平等的主体,只不过尊国家财产所有权人即抽象的国家为“侪辈第一人”而已。在宪法已经改变经济制度模式的情况下,《物权法草案》就并不违宪,因为占有生产资料的主体很多了,在发生经济联系时,乞丐与亿万富翁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是平等主体间的关系。

  三、社会不平等的超经济、非法律本性

  第三点要阐明的是,巩教授所指出的工人下岗现象、国有资产流失现象、社会分化现象等社会不平等的现象,与上面所谈的任何平等权概念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目前我国社会中出卖国有企业而造成的工人下岗、农民土地权被剥夺而形成地产暴利、城乡差别扩大、贫富差距拉大等等社会不平等现象,有特定法律实施的原因,也有“资产阶级法权”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腐败。

  不平等实际上是一种比较而获得的感觉,也即在人格相同的两个人中间,一个人与另一人相比在某些方面——特别是财富方面——有巨大的纵向差异而带来的低下感;这种低下感是一种没有相同人格尊严的感觉。引起这种感觉的原因不外有三:法律、法权和腐败。尽管有时候法律或法律实施的技术因素会成为产生差异的原因,但这种差异很容易通过修改法律而得到纠正。过去在南非实行的种族歧视的法律也可以造成不平等,但这在现代社会已经很少发生了。“资产阶级法权”也可以造成差异,但这不是法律或国家政策造成的不平等,而是个人能力、机遇甚至不可抗力造成的,对此,国家可以通过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来予以解决,只要使每个人都能活得有尊严,那么,资产阶级法权所引起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就可以不通过社会革命而获得解决。总体上说,因为上述两种不平等都是在社会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本身所引发的问题,是相对不平等,可以制度本身的机制予以解决,因而属于法治原则和平等原则所允许的“罪恶”。而且不应忘了,法律本身要以平等为其内在价值,资产阶级法权也要以主体平等为其先决条件,二者所引发的不平等并非它们本质上的东西。

  但是,第三种原因即腐败,它完全属于体制外的,是权力与金钱的结合、滥用权力、违反法律的结果,它所造成的不平等是超经济的、非法律的——在本质上便以不平等为条件,因而它所引发的社会不平等就是其本质的外化,是绝对的不平等。进一步看,从巩教授公开信上所列举的那些不平等现象看,多数是由腐败因素造成的;而人们最感愤恨的不平等现象也就出自于这一因素。

  在现代中国,《物权法》或其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法律不会造成绝对不平等,绝对不平等是由法律以外的因素造成的,应通过法律消灭。

  当然,由于法律、实施法律的技术、“资产阶级法权”造成较大范围和程度的不平等,形成社会不公,政府就应当负很大责任,但不能说全部属于制度上的责任。进一步说,在现代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把不平等完全或多数归之于经济制度,既不现实,也难于真正改变什么。笔者很敬佩巩教授的历史责任感,但如果它是错位的,便无补于时。

  四、公开信表达的合理性思考

  尽管笔者认为巩教授对《物权法》的反对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但他的论点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前文说过,有学者读罢巩教授的公开信后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刚读到这里时,我也与这位学者有着相同的感觉,但随后我就自己琢磨这种感觉,因而想到,难道这几年就没有其他国人也有“恍如隔世”的感受吗?我想不是的。那些因“下岗”而生活在城市社会底层的民众、那些被行政机关强制剥夺了房屋产权的市民、那些受到酷于旧社会地主的村干部压迫的农民,甚至眼中能够看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一般中产阶级人士,面对名车洋房时,肯定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似乎回到了1949年以前。不是巩教授的思想停留在30年前,而是很多人现在就生活在50多年前!而且,如果按照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GDP的差距推算,有一少部分人已经生活在50年后的中国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巩教授的指责和观点是正当合理的,表达了一种普遍的、今日普罗大众所厌恶的社会不公和所希望的公正幸福,这从有众多网民支持巩教授的观点上面可以清楚地得到证明。进一步说,从巩教授没有将《物权法》一棍子打死这一点看,他让我们重温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如果现有维护公共财产的宪法和法律都得不到尊重——如以国家名义侵吞公共财产,那么,从逻辑上看,以维护私有财产为目的的《物权法》生效后,全民财产不就更危险了吗?尽管这种推理可能其实与《物权法》的作用风牛马不相及,但残酷的现实会让很多人宁愿这样相信。这就给我们的领导者、立法者、执法者和专家学者提出了一些很现实的问题:你能保证在我国现有的法治水平下,《物权法》的实施不走样吗?你们什么时候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就此而言,我们的专家学者们应当感谢巩教授的这封公开信。

  当然,如果将巩教授的公开信翻来复去地看,人们可能会从字里行间发现通篇都写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几个字。但巩教授就没有想过:如果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事业真地搞得非常好,为什么会资本主义复辟?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它们到底体现在哪里?如果像过去那样理解社会主义优越性,那么是什么让它们没有或不能发挥出来?除了资本主义复辟这一种解释外,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原因便无其他了吗?假如在不很好地解释这些问题之前就让我们的人民再转变国家前进方向,即使真地解决了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国家也可能再次陷入另一历史轮回,这就是对国家前途的极大不负责了。

  最后应当说明,因笔者也在北大法学院任教,和巩教授是老熟人了。对于他的许多观点,我也不同意、也反对,但我挺尊重他的为人,尊重他的执著精神。不管一个人的观点是什么样的,即便是抱残守缺,能做到坚持一贯是很不容易的,我自问我就不一定做得到。所以,只要能做到坚持一贯,就值得人们尊重。经过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国人在“文革”洗礼后,慷慨论道者不多了,但愿自此以后,中国士林会再建于精神独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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