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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很糟糕的,确实需要改。

 为什么说这个户籍制度很糟糕呢?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毛病。第一就是我们一般的个人家庭,多数人直接或间接的受害,包括我自己都受害。比如说第一节三位先生女士所讲的事,他们是受害者,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的确经济学上讲我们微观资源配置,如果不稀缺就没有价格,那大家怎么样随便索取都可以,只要有价格就稀缺,价格是稀缺的函数,总是稀缺的,只要有价格就有稀缺存在。我们建国以来逐步实行计划经济,实际上对三大要素都进行控制,比如说土地要素,我们现在还在控制,还是不能自由交易,自由的交易土地;再有一个就是资本,资本转移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城市自由度增加了,农村的自由度还不够;再就是劳动,户籍制度实际上是在控制我们劳动要素的。为什么要控制劳动要素?有一些说法我在这就不讲了,只要控制,只要交易自由度不够就会影响到效率。第三个危害就是人们往往忽视对我们宏观经济影响也很大,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对户口的控制,加剧了我们劳资关系的矛盾,造成资本对劳动的过度盘剥,正是因为资本对劳动的过度盘剥,也就是我们资本冲突一致不了,也就是我们廉价出口商品打遍全世界,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还引起国际摩擦,中央出台很多调整宏观经济的措施老也调不了,就像最近中央政策调控股票市场,原来管一天现在管一小时,管了一个小时股票又涨了。调控劳动,就是我们对资本非常宽厚,或者是对资本宽厚也是看怎么讲?就是对资本盘剥劳动这一点非常宽厚,同时我们也欺负资本,但是我给你的代价就是我欺负你,我允许你更深的去盘剥劳动。有没有欺负资本?也有大量的案例,但是我允许你过度盘剥劳动,这和户籍制度有关系。所以现行户籍制度的确有毛病,肯定要改,而且按照我的想法。注意前面讲三个方面都可以改革。

既然说改革我们在法理上还要进行认识,如果没有认识就是浪漫。我们现在在法理上做一个讨论,我看书目里面讲理性,就是专门有一本法学著作谈理性的变迁,其实我们人类公正的认识也是一个过程,公正的历史内涵也在变化。我们现在大家有一个价值尺度,总认为自治程度不高的社会要比集中程度高的社会要好。我们现在设想一个情况,就是假定我们某一个社区你允许他自治,我要问了如果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的一户居民要迁入这个社区,我们说这个迁移者有自由迁移的权利,我要到你这个社区里面来,比如说法学院是一个社区,我要进来我有这个自由,那我要问这个法学院底盘上的社区有没有拒绝迁入的资格,你不能说我有资格迁入进来你就必须接纳,人家有没有拒绝的自由,这要讨论。我注意在欧洲中世纪就有这个情况,一个社区自己制订了一个契约,要决定对外边的人迁进来有种种的限制。你注意这不是一个国家的意志,而是这个社区自己的意志,不让别人进来或者是要进来就设置非常高的门槛,你能说这不对吗?这的确是需要我们考虑的。我就注意到其实一些现代社区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当这个社区大到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的城市的时候,就这种大的社区的居民要达成这样拒绝外面人进来的契约是非常困难的,或者说是没有必要。所以我们通常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大型城市的政府不去设置很高的门槛让别人进来,相反是欢迎别人进来,增加城市活力。但是的确我们在法理上要承认一个情况,恐怕就是一个社区人家有权利拒绝别人,只要是这个社区居民的自由意志,大家形成一个契约,我不让你进来就不让你进来,你很难说这两个自由谁对谁错。

这里面再深入讨论就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假定刚才说的社区,就是它很有可能采取一些过失的,对一般社会价值判断所不认同的一些东西,完全有可能。比如说一个白人社区,美国白人坐公交车就不让黑人坐,这个社区就不让黑人来住。所以我就说大城市,但是要让我们产权明晰到一定程度,大城市和小城市有一些道理相似,有一些小城市居住上千户人家,比如说美国说一个地方住2500人,他这个城市2500人有可能形成这样的契约。我说的是很大的城市,可能由于技术性的原因就不能达成。如果说白人拒绝黑人这样的情况,他们所持有这样的理念和社会一般的价值矛盾怎么办?这个时候往往是国家意志或者说统治者的意志要压倒社区居民的意志,他就不允许。所以这样看来,我们所说的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社会平衡关系的确是博弈的关系,就是互相冲突大家找一个平衡,很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首先我们要说能不能从法理上讲我们不要排斥有了门槛就不对,首先从法理上考虑。然后我就想说如果要改的话,我们怎么样改?现在有一个看法是什么看法?我们现在要实行人口迁移的自由,就是完全打破政府对劳动力流动的控制,我就设想一个情况,比如说就是北京市,一个农民到北京市来,来了以后说住在立交桥底下,第二天就办各种各样的手续,在社保部门登记,登记完以后各种待遇就得到了,如果说这个农民自己不熟悉北京市衙门怎么办,咱们成立一个公司,咱们给他代办,一个人收500块钱,这个公司老板肯定发财。然后怎么办?这个居民可以不在北京市居住,可以回家去,北京市各种救济、补助可以给他汇到他家里去,这家人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好处。我相信9亿农村户口当中,多数农民会走这样的路,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结果就是北京市的财政不堪承受,不堪承受肯定要采取一个办法,就是进来之后对所有的户籍居民采取两种情况,简单地说就是文件上写的,在全社会二元结构复制到城市里,因为财政不堪承受,把原有的利益拿下来补给其他人,让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不变化这个时候就要考虑二元结构,一部分人享有一部分利益,让另外一部分人不享有,无非就是这样的意思。这样一改就没有意思了,把全市的二元结构搬到失去里面意义就不大。我同意前面讲的,的确现在是少数大城市是不容易自由迁徙,有一些中小城市是自由的,主要就是房地产的推动,进来以后就可以买房子,这样房地产业就繁荣起来,所以有一些中小城市鼓励其他人,包括农民进入他的城市。但是你要知道少数大城市对中国影响是很大的,对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影响很大,所以它不是一件小事情。

刚才说到自由迁徙,如果是浪费主义的想法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就是不可以操纵。客观上讲,就是我们一些城市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的制高点,就是要画一个立体坐标,那我们有一些城市福利水平高,另外一些城市福利水平就是低,尤其是农村的福利水平就是低。我觉得这有一定的合理性,可能有一些人不同意,虽然我研究农村的问题,本来应该为农民说法。有什么合理性?就是城市居民劳动城市远远超过农业,超过的倍数与统计局公布的倍数还要高。这个情况下收入的差距肯定是存在的,社会福利差距也是存在的,所以没有办法把福利制度搞平以后再搞户籍制度,没有这个可能性,如果要是有的话就是一场革命,而且这个革命是什么革命?把城市提高,比如说谁超过10万以后累计税率是多少?80%。也就是超过10万元年收入就实行没收性的税率,把这个钱拿来给农民,这个时候农民其实没有必要搬到城市,搬来干什么,他的收入很高和你一样的。所以这种革命性的措施不合理。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还是要有门槛,所谓渐进改革实际上是门槛调整的过程,大家要有这样一个思路。就是如果一户居民或者是一个人,在城市拥有,这是公安局的说法,我再加一条或者是租用标准住房,拥有或者是租金标准住房,这个人就立刻在城市落下户口。按照这样一个标准去算,在座任何一位如果没有北京市户口立刻就可以拥有北京户口,因为什么?因为你租用了标准住口,户口怎么不能解决,这是没有问题的。在北京租用住房也可以在国家大剧院工作,如果没有租用北京的住房,你说国家大剧院雇佣你,你自己也不愿意,因为你可能住在北京天安门的洞里面去,你还住不踏实警察老驱赶你,你怎么上班。所以拥有或者是租住标准住房,我不知道法学界的同志是不是有这个信息,我初步了解是有一些国家对城市的标准住房是有规定的,就是城市法制化以后,有一个最低面积的标准住房这样一个规定,如果住的少了还不行,住的面积少了可能要纳入买廉租房政府需要救济的名单里面去,或者是给你一些其他某些权利,还给你一些限制,我了解是有一些国家有这个法律。按照这样一个估计,根据我掌握农民工的情况,我初步估计大约有20%30%的民工,不是在座诸位,在座诸位都不是民工,就是2030%的民工就可以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住下,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在拥有或者是租住标准住房,我不算住在违章建筑里面,这是渐进改革一个很大的成绩,把一批民工住下来。有一些人说剩下70%怎么办?这就需要渐进改革调整,就是我们劳资关系改善以后工资可能就上升,这样就有一部分租用城市的住房。另外就是劳动力转移加快之后,农村的规模经济水平在提高,农民的收入会提高,一部分农民可能就退出城市劳动队伍就回家搞农业去了。在一个时期这70%就可能消失,最后形成一个什么局面?我们长距离候鸟式的劳动力转移就不存在了,有的都是当地解决,当天就回家,那个时候我们户口问题就不存在,这是渐进改革的过程。

这个办法如果要可操作,还要掌握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租用标准住房,我买不起,我一个农民在北京市租了一套房子,第二天我就开始办各种手续,一周办下来,办完之后我又回家了这怎么办。中央政府公安部不要出台具体的政策,只有指导性的意见,就是拥有或是租住标准住房就可以拥有户口,然后交给城市政府,城市政府对于租用或者是拥有住房期限作出规定,不能租用一天标准住房办理手续一切待遇就有了,你可以对时间作出规定。我只是举例子,详细的规定不是我们想的问题,但是我认为技术上是有办法的,你还可以规定一套标准住房一年当中,每年接纳户口登记的次数,或者是0.5次,或者是1次,或者是0.3次,你不能说一套住房一年52个周,接纳了52次租房者,落了52次户口,你要有规定,这样一个技术性的考虑,我觉得没有形成对智慧的挑战,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把这个事情交给城市政府以后,城市政府自己会调节。这样一个办法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它至少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北京市、上海市再也不会对农民设门槛,哪怕你是西安市的居民到北京市也是这个尺度,你是贵州山区一个农民到北京市也是这样的,就是是不是农民身份不重要,是不是农民都没有关系,这就是一个进步,解决了身份歧视的问题。而且城市政府具体那样一些规定,它本身是可以调整的,随着整个国家经济局势发生变化,人口结构就业状况发生变化以后这个东西可以调整,直到调整到什么程度?直到调整到一个人进入到北京市,头一天把房子住下来,第二天就办户口,北京市对什么时间都不管了。这个时候虽然有个别人可能为了解决他的问题,仍然耍一些花样这不重要,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害了大家,简单地说我们还是有一个渐进改革的思路,就是保证它的方向是正确的。我总的想法就是要改,但是的确不能有浪漫主义的想法,需要一个渐进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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