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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国社会,一方面精英把自己打造成平民,如一些大学教育大学生要把精英意识转为平民意识,法官力争成为平民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平民拼命地要把自己装扮成精英,“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我在网上搜罗了一下相关的问题,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网站的名称叫做“中国厨师精英网”,而厨师我们本来是把他归为平民的。除此之外还有装修的、做直销的,卖保险的都有相应的“精英网站”,很多房地产商做的广告就说自己的商品房是极品、至尊、高尚、鼎级。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的现象都有。

   

对于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我更多不是从思想史上去讨论它在中国的发展、演变,谁为代表和有什么著作。如果问在座各位是赞成精英主义还是民粹主义,恐怕没有人能确定地回答。我想其中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精英和大众在今天的政治和公共生活中到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以法学为例,精英化与平民化的对立倾向在法学当中有很明显的反映,尽管我们没有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法学这样一个标签,把一部分人归为民粹,另一部分人归为精英,但是精英和大众在法律生活当中的作用如何,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论。从立法角度来讲,有的人主张要国家制定法,制定法这一正式的制度安排是最重要的,具有优先的地位;而另一部分人则提出源于西方的这一套法律规则在中国没有什么用,所以反过来要追求另外一种法律渊源,即所谓的民间法,或者习惯法,因为它们具有草根性,具有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一般的平民百姓都遵守它。说得更大一点,就是有的人主张法律移植,尤其从发达国家,比如美国、英国移植法律;而另一部分人则讲移植过来的法律在中国水土不服,所以我们要注重本土性,注重本土的创新性。这是法律本身的表现形式在立法上存在的对立。

   

在法律的具体制定过程当中也有这样的对立,有的人主张专家立法,比如现在我们正在制定民法典,就有几个专家小组,其中一个是江平教授等人组成的,也有自发组成的专家小组。但一些人说民法是平民和民众生活的宪法,应该让民众参与到立法中间来。民众参与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制定《劳动合同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全社会征求意见,一般的老百姓也可以在中国人大网站上去提意见,最后收集到了19万多条建议,这个数字在新中国立法史中位列第二,仅次于第一部宪法 “五四宪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认为这是民众参与立法的一个很好的典范。这是一种对立的倾向,一个是专家立法,一个是民众参与。

   

这种对立在司法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文革之前我们强调群众路线,1979年检察院刚刚恢复,当时大批的干部进入到检察院,但没有多少法律人才,后来才慢慢强调司法层面的精英化。我们这几年的司法考试就是这样做的,门槛也在不断抬高。尽管有这样一个精英化的制度安排,但是争议也非常大,很多人反对这一点,认为把法律做得那么抽象,那么精致,老百姓接受不了。比如有一个关于宣判以后不服可以上诉的笑话,一个农村的老太太在宣判以后不服,因为她没听懂“上诉”这个概念,说自己这么大把年纪了,你还叫我“上树”,这是什么法院和法官?

 

很多人就以这个例子为由,说我们的法律严重脱离老百姓,认为法律要变得大众一点,变得平民化一点,有的人甚至主张恢复1949年以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这种方式不是坐堂问案的精英化模式,而是平民化的审判模式,主动出击,送法下乡,把法送到炕头,送到田间,不要让老百姓来找你,而是你去找他。今天有一些人主张这一点,比如法学界的苏力可能就代表着这种平民化的现象。当然我很难说他是民粹主义的代表,因为无论是精英主义还是民粹主义都带有贬义,但是他的平民化倾向是比较浓的。

   

我们现在引进了很多的西方法律制度,主张严格按照程序采取诉讼的方式解纷,但是有人反对,认为诉讼成本太高,时间、财产,各方面的成本都非常高,一般的老百姓打不起这样的官司。近来,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一个口号“让老百姓打得起官司”,降了诉讼费,但是降了诉讼费以后,受案量激增,给法官带来的压力特别大,案子根本办不过来的,而原来的门槛比较高,一般的小事情就算了的。事实上有一种让老百姓能够打官司,或者说是能够进入法律的方式,就是采取调解,而不是采取诉讼的程序。很多人主张这种调解和私了方式应该在中国大力提倡,因为用调解的方式来解纠本来是中国的传统,用诉讼的方式来解纠是西方的传统。这是在司法上表现出来了的对立倾向。

   

在法律教育的人才培养上也有对立,一方面我们追求整个法学教育的高层教育化,大学又追逐硕士点、博士点、博士后工作站,追逐国家重点学科,现在各大学在申报一级学科的重点学科,如果你获得了法学一级学科的重点学科,就意味着你的法学所有的二级学科都是所谓的全国重点学科。另一方面中等的法学教育已经在急剧地萎缩,很多大专学院都升格为大学或者本科。大学毕业生不愿去基层,导致下面受过良好法学教育的法律职业人员短缺。现在每年举行的司法考试,西部地区的通过率特别低,有的地方一个县都没有一个人通过,并且很多是在职参加考试的,他们本来就是检察官、法官,也做过律师,但是现在也还没有拿到司法考试的合格证。在法学教育内容上,我们接受的是西方的法学知识,但它和中国本土的社会制度或者说传统又存在着一定的隔膜,存在着不对称。

   

这是两种在法学上比较明显的不同倾向,并且一直在争斗,学界存在很多不同的观点,现在占主流的观点还是精英化的倾向,尽管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有平民化的声音,但没有形成主流。

   

从我个人的立场来讲,如果我们不打上“主义”的话,这个问题是比较好谈的,因为社会总是存在精英和平民的,任何一个行业都存在着这样的分化,从事实层面上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种描述。而如果加上“主义”,就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了。假如我们不用“主义”,只是说这两部分人在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当中的作用,我倒觉得可以有很多共容共存的地方。比如我们法律上的制度安排,可以有专家立法的模式,也不妨有民众参与的模式。像正在制定的《劳动合同法》,也不是对立起来的,从我个人来讲,它们是可以兼容的。所以我们现在制定民法典,虽然有一个专家的班子,但同时也可以让民众参与到立法过程当中来。

   

从司法上来讲,我们也有比较正式的诉讼制度,比如可以引进控辨对抗制,但是我们也不妨有些案子可以用调解和私了方式进行解决,不一定都要对簿公堂,宣判,还要上诉或申诉。我的意思是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抬高到“主义”的层面是比较好谈的,如果在“主义”这个层面来谈,就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问题,而且我觉得这样对制度建设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前一段时间我看了同济大学搞文化批评的朱大可写的一本书叫做《流氓的盛宴》,他说得很极端,认为中国近代以来不仅是一个民粹化的过程,而是一个流氓化的过程。在文化上,比如王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想补充一点是,除了从道德上来理解精英,或者理解平民以外,恐怕还要从能力上来理解。我在网上搜罗了一下词汇,手头有一个英文和德文短语的对照表,是专门谈精英的,如business elite/Wirtschaftselite, education elite/Bildungselite, elite formation/Elitebildung, elite research/ Spitzenforschung, elite selection/Eliteselektion, intellectual elite/geistige Elite.从中可见“精英”很多是指能力上的。所以考虑什么是精英,什么是平民,还有一个要素就是从能力上去考虑。当然谈到精英治国,就不仅仅是能力的问题,还有一个德性的问题;但是光有德行,没有能力,恐怕也管理不好这个国家。从英文和德文的词汇表对照来看,精英偏重于能力。如何理解精英或者平民呢?我认为包括两个要素,一个从德性上,另一个从能力上,这样理解更全面一些。

   

回到主题,如果从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命题上来看,本身就说明中国的平民和精英是不能沟通的。存在着对立,一个是精英主义,一个是平民主义,本身就不能沟通。吴敬涟说春节车票不涨价不符合经济规律,网上有很多人反对他,这就是不能沟通,也可以举出另外一些例子。但是这些例子能不能证明中国的平民和精英之间确实存在一条不能跨越的鸿沟呢?其实所谓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一个在非法治环境下的话题,如果是在民主法治的条件下,是不会出现这种话题的,就是说,精英不能完全主宰这个社会,平民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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