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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案、立法与法治

新中国成立已经58年,改革开放也已经29年了。沧海桑田,星转斗移,人物空间的变换,今日之国人更愿意夸豪斗富。如果不是有一个真实的案例为媒体广泛报道,人们不会接受在距离北京500多公里,以财富和文化享誉中国的历史名镇山西,发现了震惊中外的奴役事件。那些来自我们中间,远离家乡寻觅工作的农民兄弟,在黑砖窑里失去作为人的所有自由与尊严,他们遭受与骡马相同甚至不如的处境,我们已经无法用辞藻来描述他们所遭受的非人待遇。

新中国成立之目的,就是消灭奴役、消灭剥削,建立自主、平等、富裕、民主、自由的社会。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命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向曾经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列强的宣告,是中国人民自己向压迫和奴役他们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剥削制度的告别,也是中国人民民族自觉、自醒、自己当家作主在即的那种自我告白。自立国以来,这种努力从总体上说并没有停止过。立国之时,国家以《共同纲领》为临时宪法。随后在1954年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所规定国体、政体仍然是沿用至今。即使是没有立法的领域,党和政府的政策、文献和实际运行的惯例,一定程度上起到“法”的作用。尽管有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被后人认为是有罪过的和灾难性的,但它们当时为什么会获得普遍支持,除了制度性缺陷的原因之外,某种程度上也是借助了我们急于尝试建立新制度的民族心态。尤其是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关于改革开发达成的共识,形成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法制建设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期待和憧憬着将原来没有规制的领域,原来属于政策或者传统文化的领域,统统由宪法、法律和法规来规制。通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制定了宪法类、民商经济法类、刑事法类、行政法类、知识产权法类、国际法类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形成自己初步的法律体系。

发生在山西洪洞县的奴役个案的法治意义,表明我们用立法所构筑的法制体系与社会现实之间仍然存在着的距离,也表明面对现实的检验,理想化的制定法模式的立法体制之不足。

也许有人说这不过是山西洪洞县的孤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我们仍然要探究什么原因和条件导致了奴役他人案件的发生?怎样防止这类案件将来不会卷土重来?如何制裁和打击这类现象和行为?

在立法取得巨大的成就之后,包括笔者在内一些人基于当前法制现实认为,目前的法治问题已经不主要是立法或者法律制度性资源不足的问题,法律如何被遵守和公正地执行,以及通过什么程序如何制定公正、公平解决现实问题的良法,已经上升成为同样或者更为重要的问题。立法多,并不表明我们的立法就好,立法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并不表明我们就不需要加强和完善立法;正相反,立法质量好坏,影响着法律实施效果。所以,法治的大厦并非一天建成的,有了一个初步的法律体系,非但不能意味着法治建设的主要工作已经完成,反而是拉开了序幕:贯彻实施这些被奉为“法”的规则,测试检验这些被奉为“法”的文本,不断修补完善它们,使之与时俱进、与势俱进,成为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人们内心里的真正的法。

二、奴隶制的消灭不等于奴役犯罪的消灭

通说认为在公元前467年我国中原地区奴隶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结束了,中国历史进入封建时代。通说是一部“大历史”。详细考证远非如此。在秦朝统一六国后建立大一统极权专制的帝制起,直道帝制在公元1911年被辛亥革命所终结为止,奴婢制度一直沿袭不断。后文我们将论述,在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和平解放西藏才逐步结束了那里的农奴制。

在西方,启蒙动运动时期,出于道德的、理性的及经济上的原因,奴隶制被正式废除。但西方防范奴隶制度和奴役现象重演的努力并没有因为奴隶制度的被废除而停止。国际公约和一些国家和地的刑法都有关于反对奴隶制和制裁奴役行为、禁止强迫劳动的立法。根据《公民权利公约和政治权利公约》第8条的规定,禁止奴隶制度含义为三个层面:禁止奴隶制度及奴隶贸易,禁止役使,禁止强迫或强制劳动。

“与酷刑一样,在启蒙运动时期,处于道德的、理性的及经济上的原因,奴隶制被正式废除。但希望这两种现象只属于过去的愿望最终被证明只是幻想。”

“今天,奴隶制度作为当代经济剥削方式,如国际劳工转移、第三世界中的色情及毒品交易所引起的后果再一次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增长趋势。”

奴隶制作为一个社会制度在上层建筑被取代,并不是这个制度形态的消灭,就像汽车取代了马车一样,并不影响马车的在一定范围存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是五段论的社会发展模式,妨碍了我们的视线,我们以为政权的更迭,法律制度的颁布,朝夕之间,就建立了一个新世界,原来那个旧的已经被我们彻底打烂了,远去了。现实一再提醒我们,人性向善,但有恶。人类文明不断进步,但蒙昧时期就有的野蛮和恶行也在不断变幻形态出现,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不是那些丑恶的东西无需防范了,而是一套法律制度文化礼仪习俗心态,简单地说就是法律、道德和文化所构成的文明体系,始终顽强有效地禁止、预防和遏制着黑暗势力的侵袭。

根据一些国家的奴役罪立法,广义的奴役罪应包含以上三个层面含义。奴役罪是对奴隶制度实质上的否定,对奴隶贸易、役使和强迫劳动行为的直接禁止。奴役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而不是特殊主体。

根据禁奴公约第1条第1款的含义,奴隶制被定义为“对一人行使附属于所有权的任何或一切权利的地位或状况”。“役使”一次适用于所有可以被想象到的一些人对另外一些人的主宰或贬低的形式。“强迫或强制性劳动当一个国家或私主体命令他人或提供服务并且威胁在不服从该命令时对其施以惩罚或相应的制裁。”

三、奴役罪的深厚社会文化原因

奴役和奴隶制违反国家利益为任何民主和文明的政府所反对,但是却受到某些社会文化传统和毫无道德的商业利益的支持。在山西黑砖窑案件上,我们所看到的也正是如此。

我国的现状是作为奴隶制的社会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宣告结束。在我国奴隶制具有深远的历史传统和深厚文化底蕴,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似乎为国人所忘记,以为重提奴役罪是民族的耻辱。在清朝,满族人是统治者,包括汉族人在内的许多民族都是奴才。“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像曹雪芹家族这样规定得到皇上恩宠的汉人,也没有改变其满族“包衣人”的身份,其实也就是奴才地位。一部红楼,我们看到的太监、小妾、丫鬟、仆人,甚至为人子,为人妇者,也不过是家长的奴才,要你生你就生,要你死就得死。曹氏作品的伟大之处,正是其穿越历史时空的思考,没有人的自由和尊严,没有人的生而平等,没有保护生命和财产的法律体系,没有权利可以限制权力,哪怕你侥幸得到再显赫的地位,得到富可敌国的财富,那也不过红楼一梦,落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在民国时期,人口买卖在许多地区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西藏地区的农奴制也是奴隶制或类似奴隶制的社会制度,中国奴隶制的结束应当在西藏和平解放,废除农奴制之后。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存在着贵族阶层奴役他人制度和现象,只不过不如西藏地区规模大而已。

如果有人以为山西黑砖窑的奴役案件是孤例,我们还可以回顾一下在文革当中,一些人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无端的被另外一些人剥夺了作为人的一切尊严和权利,打翻在地并被踏上一只脚,被剃了阴阳头,带了高帽子,上面写着侮辱自己的语言,脖子里还要挂着破鞋,被迫在公众面前下跪,被迫扫马路,清厕所,被押送到农场,被称为“牛鬼蛇神”。我们可以将这些行为都归罪于几个人,然而我们扪心自问,那场浩劫谁是无辜者,谁又是施虐者?

一方面,我们能够接受人人平等,但前提是他们与我们是一样的人。一些人在政治上被宣告和我们有差别,或者经济上、文化上与我们存在差别,标志着他们与我们地位的差别待遇,在某些人的灵魂深处,他们并不一定属于我们中间。这种现象在现实、历史文献、文艺作品中不胜枚举。将政治倾向、经济地位和文化差异与人的基本价值和尊严相联系,其实是对人权观念的根本性违背,其所接受的“人”不是所有人,仅仅是同质化的人。这是一种狭隘、自私的文化观念和传统,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另一方面,外来人、外地人是与我们有差别的,他们并不一定属于我们中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曾经是中国农业文明的文化特点。这种文化积习长期演化为狭隘的地方观念和地方保护主义。他们将人分为本地人和外来者两等,外来者由于从本地人那里争取资源,争夺就业机会,而受到本地人歧视。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而言,他们主要对本地户籍的人负责,外来者的权益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这种文化传统和现实利益格局,是造成山西黑砖窑长期存在,而周围人熟视无睹的一个解释。

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能不真正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实际上,这是异常困难的。我们都忙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我们都有种种理由拒绝拿出自己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关心那些并非至亲或有恩与我们的人,哪怕我们微不足道的付出,甚者是仅仅坚守了原则,就能解救被困在我们身边的贫弱者,就能为他们的未来有所保障。或许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曾期待着个人伟大的理想实现之后再普度众生,但那些受困在黑砖窑的人并不能等待那么久!

我们必须树立人人生而平等,只有一个人受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的人权理念,并以此来驱除内心逃避和恐惧的恶魔。

四、我国刑法关于奴役罪规定的不足

1997年刑法忽略了奴役罪。在1997年刑法里,拐卖妇女儿童罪,强迫职工劳动罪,两罪都有反奴隶制的性质。然而,1997年刑法拐卖妇女儿童罪,轻巧地躲过了成年男性,将其犯罪对象局限在弱小无力的妇女儿童,而年满14周岁的男性公民,被排除在保护之外。立法者们究竟出何目的排除对满14周岁的男性保护,是现实中根本不会发生拐卖14周岁男性的行为呢?还是14周岁以上的男性有足够的力量自立救济了呢?立法者不给我们一个解释。强迫职工劳动罪,保护的是职工的劳动自由和权利,严格意义上,强迫职工劳动罪的前提是存在劳动关系,用人单位限定了犯罪主体,其职工的概念在这里并不是指所有人,非职工显然被排除在犯罪对象之外。并且,对于愿意承担超强劳动量的职工,如那些迫于家庭困境拼命挣钱的职工,违法劳动法规,即使构成实质损害的情形的,也不构成本罪。有人主张应对强迫职工劳动罪进行扩大解释,如何扩大?扩大解释能否超越立法原意?其权力是在是人大常务委员会还是最高院?

什么是奴役行为?我们可以以奴役者的口吻来描述:这些人并不属于我们中间,或者虽然曾经属于我们中间因为某些原因全部或部分或暂时失去资格,把他们不当人或者不当作与我们自己平等的人,他们的自由、尊严和意志从属于我们,他们必须无条件听从我们,尽管他们在服从安排的时候可以从我们这里得到食物,金钱,一定的自由,甚至是职权,但是当他们不服从的时候也意味着他们即刻失去所有并应当受到惩罚。

20077月日,山西省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对黑砖窑一案的一审判决结果。打手赵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赵的上司衡庭汉作为故意伤害的共犯被判处无期徒刑,窑主王兵兵被以非法拘禁罪判处9年有期徒刑。应当说,由于刑法没有奴役罪的规定,作为负有主要责任,获益最大的窑主王兵兵,只能以非法拘禁罪判处刑罚。

五、关涉基本人权:最被忽视的是最危险的

无论处于何种理由何种原因,将同类看成自己的财产和工具,不把人当人对待的任何理论、文化、行为和现象的存在,其不仅奴役了一个人或一些人,而是对于整个人类的威胁。

山西奴役事件究竟由于什么原因对我们震撼之深?在当前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商品丰富的时代,我们是否正在沿着一条光明之路加速前行,前途是光明美好的,而不用担心任何危险,生活只能越来越好?山西黑砖窑事件告诉我们,人被他人当成奴隶的现象并非历史陈迹,它也没有从文明社会肌体上被彻底清除,它其实距我们的美好生活并不遥远,它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它虽然并不以制度的形式存在,却类似细菌寄生在社会的肌体上,或许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在阳光照射不到的死角,在人伦价值沦丧之际,在我们的文明之神疏忽的瞬间,它变幻形态,登堂入室。人所畏者何?并不是某时某刻的身陷困境,而是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之下,陷入奴役者之手而人们熟视无睹,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民族是如此,群体事如此,个人更是如此。

人类的理性与文明之光,也正是基于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共识。中华文明发源和演进的历史,贯穿着关于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认识。自屈原、孔子、孟子诸公以降,是人而不是神仙、皇帝被尊为最高的价值,社会的目基于人,为了人,服从人。然而由于文明停滞、内忧外困,族群矛盾与冲突,帝制及其极权专制一统天下的文化传统,人人视天下公器人人得而私之。围绕帝制,沦丧了一度建立的人伦价值,人们以阴险狡诈、血腥屠戮,不择手段制胜者为王,中华文明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专制的,等级的,扭曲人性的法律制度、文化传统,以及民族心理积习。中华民族之崛起,需要变法,变法的首要对象就是帝制。为什么必须从改变或结束帝制开始,其原因正是因为一度制造太平盛世的帝制已经成为阻碍人性复苏和社会发展的渊溯。帝制的终结,并不等于帝制长期侵淫之下的文化传统和心理积习的终结。历史行进到公元纪年20043月农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第四部宪法进行第四次修订,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这区区9个字来得多么艰难!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与1949年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遥相呼应,它不是一句空话,它标志着中华民族不仅恢复了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还标志着中华文明恢复了自屈原、孔子以来探索的以人为本的基本人伦价值。“人权”入宪,标志着中国法治发展的新纪元。

奴役罪并没有被写进1997年刑法,在我看来,应与当时的刑法理念还有一定局限性由关,在“人权”入宪后,刑法与所有的部门法一样应当受到冲击,使它们不得不依据宪法重塑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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