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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监督法可以启动重大影响性案件的特别调查程序

根据监督法第七章规定的特定问题调查程序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需要做出决议、决定,但有关重大事实不清的,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主要享有如下方面的权利:立法权(制定和修改法律、法规);监督权(主要监督政府、法院和检察院依法行政、司法的情况);重大事项决定权(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人事任免权(任免国家机构的组成人员),其他应当属于权利机关的决定的事项。 重大影响性案件特别调查程序应属于人大履行对司法的监督权。人大对司法的监督尽管有多种方式,但人大可以启动对有重大影响性案件的特别调查程序,它既是个案监督,又超越了普通个案,从个案中发现制度价值,能够具体体现人大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又不干预司法机关检察权和审判权的独立行使。

 一直以来,人们对人大的个案监督有既有期待,又有微词。期待主要来自对司法腐败的不满,希望通过人大的个案件监督来纠纷个别冤假错案,实现公平正义。微词者主要担心立法机关干预司法机关对检察权,尤其是审判权的独立行使,不同意人大对个案件的监督。笔者以为,人大对司法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人事任免和个案监督上,人大如果放弃对个案的监督,人大对司法的监督将大打折扣。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立法)有待初步完成,而整个法律职业的职业素养和法律品性更需要缓慢地生长,甚至是法律职业人代际的更迭才能够逐步地提高,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人大对个案的监督不仅不能削弱,甚至还要加强。在笔者看来,人们期待人大的个案监督,但人大过去个案监督的方式方法有待改进。人大的个案监督,并不是要干预审判活动,更不是要替代法院的审判权,而是借助个案监督完成司法不能也无权完成的发现个案的制度价值,发现法律,发现民意,参与改革的过程。  

重大影响性案件的定义和价值

哪些案件才可以称为重大影响性案件,为什么它值得人大进行个案监督?

所谓影响性诉讼是指在一个城市,乃至全国有重大社会影响被广泛关注的那些个案案件价值超越本案当事人,能够对类似案件,对立法、司法完善和社会管理制度改进以及人们的法律意识转变产生较大作用的个案。

影响性诉讼,就是通过个案来激活写在纸上的法律。但是这种激活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过程,它不仅仅是追求个案公正的过程,更是中国特色的法治建设的过程,真正能够促进法治在中国本土的生长。

第一,促进法制统一。法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同样案件同样对待,类似问题类似处理。但目前同样案件由于其背后错综复杂的关系,处理结果千差万别。一个有影响性的案例经过媒体传播,引起社会公众、法律职业人广泛关注,最终将对相同或相似案件的审理产生影响。

第二,发现法律价值。人类认识世界无外乎通过归纳和演绎两种方法。法律规范在个案中加以适用显然是演绎过程;而通过典型案例寻找规律、发现价值,就是一个归纳的过程。我们选择了法治,为了构建我们的法律大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借鉴和移植。但移植易,成长难。有重大影响的典型案例在公众讨论中不断解构、重构、诠释条文背后的法律价值,能够使之成为我们本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第三,检验立法效果。法治应当是良法之治。立法的社会效果,要靠司法实践来检验,需要个案来验证,通过个案促进法律实施和法制完善。案例研究可以把个案传播开来,把法律在适用过程中凸现的问题显现出来,它的立法的检验作用非常明显。

 第四,形成指导性案例。 法典法与判例法相互融合是当代法律趋势。譬如,欧共体不仅承认制定法,同时承认判例的法律渊源地位。中华法系在过去以制定法主体,以判例法为补充。现今,判例法的作用更应付引起重视。

第五,引导媒体正确报道案例,促进司法公正。近年来,案例报道是报纸、杂志、电视和网络新闻报道和关注的热点,一段时期,就会掀起一个典型案例的报道热潮,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引导媒体正确报道案例,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

第六,丰富普法宣传。案例研究和宣传可以让一个个没有受过正规法学教育的公民,通过故事化的案例,了解活生生的法律、活生生的司法现状,了解法律的精神、法治的意义。

启动重大影响性案件特别调查程序的意义

倾听民意。人大是立法机关,倾听民意是其职能。影响性案件之所有影响,正是因为民意涌动。比如孙志刚案件为什么引起全社会关注,人们其实是在通过关注孙志刚案件关注收容遣送制度。这个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已经在阻止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侵犯外地人,农村人的基本人权。比如发生在北京的崔英杰杀死城管队长李志强案件,一些媒体主要报道李志强因公殉职,北京市政府也将李志强评为烈士。但随后,网络同时也关注进城打工农民崔英杰的命运,探讨崔英杰与李志强两人冲突背后的城管制度问题,更是在关心城市该怎样对待像崔英杰这样进城打工的农民的生存环境。人大通过启动影响性案件特别调查程序,将能够介入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倾听各界关于影响性案件的不同声音。

发现法律。一般而言,案件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案件基本事实和应适用的法律都清楚,司法过程就是运用法律的过程;第二类是案件的基本事实清楚,但却存在不同的法律规范,司法的过程就在于选择适用和为什么要选择适用某一具体的法律规范;第三类是没有现成的法律规范可资利用,或者虽然有法律规范但现有的法律规范明显过时,不适用于这类案件,或者现有的法律规范之间在价值或逻辑上相互冲突,司法无所适。第三类案件在案件总量中尽管比例很小,但案件的制度意义十分重大。人大的个案监督,应体现在寻找和发掘个案的制度意义,通过个案的监督,发现和创制新的法律。如果说每年数以百万件计的各类诉讼是一座大山的话,总有那么一些案件是乱石中的钻石,经有心人的打磨,就会赞放出夺目的光辉。

路径创新。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学习西方,同时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虽然我们要追赶西方已经经历的工业化、现代化之路,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两条完全重合的发展道路,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诉讼之所以重大,之所以具有广泛的影响,可能不是偶然,而是案件背后反映了这个特别时代我们共同关心的某些重大问题。对这些问题,没有人可以轻易洞悉,而必须潜心观察研究,最后由权力部门、权威部门利用优势地位,调动专业人士,倾听各方声音,发现问题所在,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方式,大胆创新,为改革开放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探索出具体的路径。人大有选择性地启动特别调查程序,介入一些在全国或者本区域有重大影响性的案件,是人大作为权力机关的职责所在,也是人大发挥权力机关作用,引导社会发展的价值所在。

当然,即使是人大介入重大影响性案件,也不是要替代司法机关做出具体的裁决。反而是司法机关由于职权所限、能力所限,对于改革开放社会转型时期的重大、复杂,需要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社会难题,无能为力。职是之故,人大才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通过特别调查程序提前介入,完成制定法国家的司法机关不可能完成的,通过个案创造法律、探索改革路径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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