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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世界各国都要对电影进行审查,但由于文化背景、对电影本身性质的界定以及社会制度不同,审查的初衷、方式各不相同。美国对于电影的审查,属于行业自律性质。印度的电影审查机构是中央电影审查委员会,但实际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电影审查顾问团,由此可知,印度对电影审查采取的是政府审查加民间自律的模式。韩国目前由媒体评定委员会对于电影进行分级管理,其本身没有删剪或者禁映某部影片的权力,只能利用其影响力来施加某些软性干涉。韩国对电影审查走过了一个由政府向民间过渡过程。目前看来,这种审查模式对于韩国电影近年的兴盛到了巨大作用。

 

不同的行业发展历史造就了不同的管制制度变迁历史,反过来,不同的管制制度又影响着行业的兴衰。美国电影从诞生日起就被定性为“商品”,其社会功能是逐渐被公众而非政府发现和强调从而开始了自律性的行业管制;我国电影在起步时期,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行业”,而是带有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性质。政府决定拍摄题材并出资制作、演员领取固定薪水、各影院是事业单位,按计划放映。在过去,评价电影好坏的并非经济效益,即市场或者观众反映,而是其社会效应,即强调其宣传教育功能。也就是说,我国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商品”,只是近年其商品性才逐渐被认识并认可。所以我国对电影行业的管制,从前不是对市场的管制,而是对公共物品的管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行政管理手段显然不适应目前电影行业发展的需要。

 

因此,若想完善我国电影管制制度,首先要搞清楚管制对象是什么。即,对电影作公共物品来管理还是作为一个行业来管理?我倾向于认为电影是外部性很强的商品,对电影行业的管制就要以此为出发点,政府管制的主要目的是建立并维护完善的电影市场制度,培育、鼓励形成开放竞争的投资、消费、编剧、导演、演员市场;并且在充分认识到电影社会功能(教化、宣传、国家文化战略等)的基础上,提供道德准绳、制定国家电影文化战略。好的管制模式应该是成本最小的管制模式。影片的质量、电影的道德评判在市场经济秩序已经建立、公众文化价值多元的今天,更加不应该由政府来直接判断。影片粗制滥造会受到市场的惩罚;由民间讨论并决定一部影片的道德水准,并形成相应规范,其过程本身就是公民教育过程,而由于影片道德规范由于是公众自己形成的,而更加容易被制作人和发行人接受——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来自市场的声音。电影不仅仅是制作者的,而且是发行人的。发行人是电影商品流程的末端,直接面对消费者。政府对制作人进行管制,有妨碍表达自由之嫌;但对发行人进行管制,即可称作市场监管,因此,政府在进行电影监管的时候,应当充分培育发行市场,形成发行人之间的充分竞争和制约,以市场的、经济的手段来对其进行管制。

 

当然,最理想的管制制度应当是:由政府独家管理向政府与行业协会共同监管过渡,最终政府完全从电影监管领域撤出。当下呼声很高的“分级制度”,在我看来:在“谁来管”与“为什么管”等基本问题尚未搞清楚的情况下,是否分级、如何分级这类技术活儿还是不要操之过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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